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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陈斌

宽窄巷、文殊院、大慈寺、水井坊，是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中要保护的四个历史文化街区。然而在2008年建成的大慈寺历史文化街区一期工程，总面积近万平方米、耗资四千万元的仿古建筑，在今年三、四月被拆除，中间的三年时间里几乎没有使用过。据了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市里不满意”（见本报今日N2版）。

“市里不满意”五个字，四千万元就打了水漂。锦江区政府解释称，政府没有投资，言外之意是拆除这些建筑，政府不会有损失。这令人费解，投资单位如此诚恳配合，难道仅为博“官颜”一笑？四川省社科院教授谭继和的分析入木三分：堤内损失堤外补，这些损失最终会一分不差地转嫁到市民头上。

不知前因后果的市民，无端成了“短命建筑”的最终买单人。更滑稽的是，这种建有理拆也有理的荒唐之举，目前看不到有哪个官员承担责任的迹象。一旦官员决策失去责任成本的制约，无论大兴土木还是一拆了之，他们都会表现得理直气壮，不容置疑。

放眼时下，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却是“短命建筑”层出不穷。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就曾表示，我国是世界上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建筑平均寿命却只有25~30年，而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平均寿命分别为132年、85年和80年。发达国家建筑寿命之所以长，除了注重建筑品质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拥有严谨的权力制衡机制，没有哪个官员可以随意决策。

相比而言，我们的官员心血来潮可以拍板上马地标建筑，不合心愿，又可以推倒重来——“短命建筑”频现的背后，是官员问责体系的缺失，在政绩驱动下，是建还是拆，很多时候系于主要官员的个人喜好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