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三 非法证据排除能挡住刑讯吗
刑诉法的任务，一是保证准确、及时惩罚犯罪分子，二是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但是，近年，无罪之人错被追究责任甚至失去生命的例子却时有曝光。
这些错案的背后，往往有刑讯逼供的影子。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委会专职委员童建明曾坦承，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是造成冤假错案的重要因素。
冤假错案与刑讯逼供常如影随形，如曾轰动全国的佘祥林案和赵作海案：佘在付出半截断指代价之后，无奈承认杀了妻子，被判刑15年，然而，2005年，案发11年后，其妻子却突然回来，法院重新开庭，宣判佘祥林无罪；2010年5月，因“杀害”同村人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人”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无罪释放，赵作海也说自己遭遇刑讯逼供。
因此，近些年来，法律专家频频呼吁排除通过刑讯逼供等手段取得的非法证据。据披露，这次的刑诉法修改中，很可能明确规定刑讯逼供等非法取得的证供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诉讼法学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樊崇义说，禁止刑讯逼供、排除非法证据是任何一个法治国家都必须确立的原则，这不但是避免冤假错案的需要，更是一个社会民主、文明的体现。
解码一 冤假错案与刑讯逼供什么关系
据记者了解，早在去年5月，赵作海案爆发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和司法部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根据，并对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程序等问题做了具体规定。
但是，此后刑讯事件或疑似刑讯事件仍时有曝光。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认为，如果其他配套的制度建设没有跟上，即使非法证据排除原则上升到法律层面，也无法解决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问题。除了各地普遍已经采用的讯问同步录音录像，他认为，更关键的是应该将侦查机关和看押机关分开，不再有隶属关系。现行体系中，看守所和刑警同属公安系统，很容易互相“帮助”，如协助专案组，找各种理由拒绝律师会见当事人等。
洪教授还建议，看押讯问场所的设计也应有专门的规范，如规定讯问场所需有两个门，侦查人员和嫌疑人走不同的门出入，房内要有墙分隔双方，避免讯问人员接触到嫌疑人身体。
刑法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仁文认为，必须遵循国际通例，尽早在刑诉法中规定律师在场权制度，即允许犯罪嫌疑人在被讯问时通知自己的律师在场。
刘仁文认为，除了制度造成的错案，还有一种非制度性的，即程序并没有错，也可能因为一些巧合或认识局限造成错案，因此，还必须建立错案纠正制度。
N本报记者 谢秋莲
时事背景：10日，中央政法委全体会议表示，刑事诉讼法将进行修改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已将刑诉法修改列入今年的立法计划，这是该法继1996年修改后的再次大修。在过去的15年中，佘祥林案、赵作海案、躲猫猫事件等背后的刑讯逼供、有罪推定和监管漏洞，暴露出刑事诉讼法中急需完善的地方。有专家披露，新刑诉法有望规定排除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以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
刑诉法要如何修改才能尽量避免冤假错案和刑讯逼供？司法界还需要转变哪些认识？
刑法、刑诉法早在1979年已双双为刑讯逼供圈地画牢，不允许刑讯逼供，并将严重的刑讯逼供行为列为犯罪，但实践中刑讯逼供还是屡禁不止。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田文昌认为，消除刑讯逼供的最大阻碍在于观念。逼供自古以来就是国人破案的主要手段，而逼供也并不全出于恶意，多数还是出于对犯罪的痛恨和破案的迫切心理，逼供也确实破了一些社会影响大却又不太容易破的案子。因此，逼供不但在侦查员中有市场，在民众的思想深处也往往有这种暴力的影子。
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人权保障的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如果程序正义得不到保障，任何人都可能突然成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但在制度建设上，还没有跟上这种认识。中国社科院刑诉法专家王敏远则认为，刑讯逼供屡禁不止，主要原因在于其非法得来的证据仍用作定罪的根据。
一位从事了十多年刑事审判工作的法官告诉记者，这与逼供很难认定有关。他说，身为嫌疑人，很难举证证明自己遭遇了逼供，而被指控刑讯逼供的警方或检方，往往只要证明嫌疑人并没有严重体表伤害就可以了，虽然大家心里都明白，刑讯逼供不一定会在体表体现出来。
解码二 刑讯逼供为何屡禁不止
解码四 新刑诉法何时能出台
记者发现，刑诉法已不是第一次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当年的立法计划，早在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曾把该法修改列上日程，准备提交当年10月的常委会会议审议，但最后却不了了之，说明立法机关、司法界、学者还没形成足够的共识。4年来，经过学者不懈的呼吁，加上赵作海案等个案在公众中形成的心理冲击，这次的修法之路或许会比上次顺畅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