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东方早报
本报讯 本月10日，广州增城新塘镇大敦村一起没有人员伤亡的简单纠纷案，引发连续3天的打砸烧聚众滋事事件。当地政府在抓“造谣者”与打砸烧嫌犯，民众却在热论打砸烧背后的原因。不过，答案似乎并不复杂，大敦村的外地人与部分本地人一致认为：治保队，太不得人心了。
大敦村的8万名外来务工者，由40余名治保员管理着。“治保队”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在一些外来务工者眼中，治保队员“就是一群挥舞棍棒的土匪”，治保队还制定了一套“大敦村规则”，并借故疯狂地敛财。
“打死一个，也就50万”
20岁的孕妇王联梅（四川开江县人）虽已挺着大肚子，但还得经常与丈夫唐学才（28岁，四川开江县人）入夜后去大敦村摆地摊。一些知情人说，他们卖的是牛仔裤，在大敦村摆摊已有3个月，“小王（王联梅）是想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多赚点奶粉钱，才这么辛苦”。夫妇二人“时刻要提防着治保员，经常‘打游击’，晚上8点后才敢摆摊”。然而，王联梅还是遭遇了治保员。
增城警方通报：10日21时许，王联梅夫妇占道经营摆摊，阻塞通道；大敦村治保会工作人员见状后对其违章行为进行劝离，后双方发生肢体冲突，孕妇（王联梅）倒在地上。
但知情人梁雅琪等人称，治保员根本就不是劝离，而是直接要扣留王联梅的摊档，“目的就是叫你交罚款”。双方因此发生争执与肢体冲突，王联梅倒地“一动不动”。这一幕，令唐学才更加激动，也引起了围观群众的不满。
围观群众报警后不久，民警、政府工作人员与120救护车相继赶到。
钱娟等知情人则称，事态也并非无端失控的：“缺颗牙齿”的治保队长在现场挥舞手中的铁棒对“起哄”的围观群众喊，“打死你们（外地人），一个就（值）50万（而已）”。治保队的嚣张，彻底把外地务工人员压抑已久的积怨激发出来，肢体冲突随即爆发。
11日与12日上午，增城警方先后两次通报称：聚众事件得到有效控制。但实际上，这两天通报前后，聚众打砸烧却多次上演，直至13日又有大批武警与特警挺进新塘。
“棍棒”下的积怨
增城市政府称，“6·11”事件是个别群众与治安队员发生纠纷引发的聚众滋事事件。但为什么一件简单的纠纷案会引发连续3天的聚众滋事事件？
20年来，大敦村的外地务工人员由几百人到几千人再到8万人；工厂老板也大都是外地人，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比高达11∶1（8万∶7000）。外地老板交着巨额房租与治保费，打工者为当地带来了人口红利，但40余名治保员在执法时，还是动不动就挥舞棍棒，打人或罚款。这样一个人口与暴力相互倒挂的现状，一旦失控，险情可想而知。
知情者介绍，治保队还制定了一套“大敦村规则”，并借故敛财。例如，外地人购买摩托车后，不能在大敦村内行驶，必须得去治保队办个“大敦牌”，“否则，抓着就罚款，最少200（元）”。而办“大敦牌”须有本地人担保。为此，外地人必须出钱（1000至1500元不等）让本地人代办“大敦牌”。
“还有就是无休止的罚款。”四川籍老板徐军称，他几年前曾买了一辆三轮车，因无法办理“大敦牌”，“一天被抓好几次，每次都要罚，少则100元，多则300元。”后来，他交纳了1000元“保护费”（有效期1年）才避免被重复地抓、罚。
大敦村治保队的“江湖”
综合知情人的各类信息，大敦村的治保员，以前都是大敦村本地人，多数系“当兵退役后进入治保队的”；后来，随着大敦村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很多本地年轻人不再愿意巡街了，于是，大敦村开始从新塘镇的其他村子招聘治保队员。新塘镇委书记刘观佑也曾称“治保队（也称‘治安联防队’）主要由当地村民组成”。
治保员在大敦村的权力“很广也很大”。他们不但巡街、抽查居住证，还充当着车管、城管与交警的职能，抓“黑车”，驱逐地摊贩，罚款。
据公开报道，大敦村治保队员2009年曾因查处摩托车挥舞钢管将他人打成了脑震荡。有人还称，治保队借故敛财“简直都疯了”。有企业老板与务工者称，生意清淡时，几个人围在桌子前玩几把小牌，“5角钱一局的”，也被治保员抓去了，把人关在治安队办公楼的楼梯拐角处，要么关你三天，要么家属拿钱来赎人。
有些女性务工者描述了治保员查暂住证（现为居住证）的粗暴：他们不敲门，一脚把门踹开。而有些企业老板说，前几年收治保费与卫生费时，治保员“收债一样的凶相”。
钱娟说，大敦村治保员的工资不是很高，“每月在2000至3000元之间”。但这份差事“不差钱”，“他们罚款，不开（罚）单。”不过，这笔钱，治保员与治保队之间具体如何分成？有人说，要上交给治保队，拿提成。不过，治保员的罚款太随意，那些事主没做什么抵抗就闷声交了钱，治保员也难保不会将罚款装入自己的口袋。
对于治保费与罚款的去向，大敦村一些本地村民也认为这是个灰色地带，容易滋生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