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理财周报
印象中的私人会所，始终弥漫着低调华丽的气息。
而在政商名流和演艺明星汇聚最为密集的北京，私人会所的故事也有了更值得玩味的想象空间，它们所打造的第三类社交圈，正不断撰写着这个城市中最为奢华的传奇。
据了解，私人会所在北京已有4000余家，这些会所通常不对非会员开放，并用高昂的入会费用和苛刻的审核措施来保证客户的“纯粹性”。
京香山附近的一家私人会所，入会的标准是资产超过千万的企业老板，一次性缴纳50万元会费。而另外位于东四环的一家私人会所，成为会员的标准则必须是“名人”，曾有一名商人带30万元会费要求入会，因不是“名人”而遭到拒绝。
在星罗棋布的北京会所全景图中，不得不说的就是闻名遐迩的“四大会所”，如果说北京的私人会所故事是富人圈的传奇，那么他们绝对是这部传奇故事中最高潮迭起的美丽。
它们是：长安俱乐部、京城俱乐部、美洲俱乐部、中国会。
上海超高档会所：“尖并尖”生活圈
N瞭望东方周刊
5月25日，“摄像头24小时监控防止被盗”的赵忠祥私人会所被揭秘。密集的新闻让“会所”成为街头巷尾的热词，这些让许多老百姓感到神秘，感到不满的地方，它们的存在究竟有些什么特殊的必要性？
据业内人士估计，上海大大小小叫会所、会馆的，加起来有一万家左右，绝大部分是行业性的会所，比如美容、洗浴、健身行业等。
而真正顶级的“交游会所”也就那么几家，鸿艺会、雍福会、证券总会和银行家俱乐部等。
“四大”中最年轻的会所是美洲俱乐部，和其他俱乐部不同，美洲俱乐部的会员几乎都有海外教育的背景，多数从事IT、银行、投资等新兴行业，年龄也相对年轻，目前会员数量三四百人左右，代表人物为搜狐首席执行官张朝阳等。
人脉结交地
浙商冯总有多张会员卡，是为了结识更多的“官二代”和“富二代”
冯总是浙商，标本式的“富二代”。他有多张会员卡，是为了结识更多的“官二代”和“富二代”。
“外界总把‘富二代’妖魔化成纨绔子弟，甚至飙车党，其实，我们压力很大，深感责任重大，既要守住家业，又急于做出点成绩给父辈看看，一天到晚老在琢磨项目。”他告诉记者。
冯家的产业属于制造业，不少“富二代”跟他有一样的通病，对制造业尤其不愿继承，对金融、房地产、艺术品和演艺等赚快钱的行业倒是颇有兴趣。
“高端会所，作为一个大的信息和人脉集散地，很值得去。”冯总分析，现在，“富二代”倒是与“农二代”有个共同点，就是都不喜欢制造业。工厂招不到工人，连老板也不愿做。
冯总为别人介绍和“被介绍”给一些干部子弟，自称“还没办成什么大事。感情投资和交朋友是第一步”。
他印象中，越是级别高的“官二代”，越是谨言慎行。“他们会说，家父定了严厉家规。”特别是有北京背景的，生活轨迹就是家到单位，两点一线，不熟的人绝对不见。但也有个别胆大的，冯总说，他参与过一个饭局，那个包房的最低消费标准有点吓人。一通海吃海侃后，山西煤老板将某干部子弟搀送到车上，顺手放下一个箱子。车主人借着“酒上头”的劲儿笑纳了。汽车发动后，车主人对搭车的冯总说，“这帮土老帽，不收白不收。”
“后来，收礼方再也没和送礼方联系过。”冯总说，他了解到那个箱子里装着钱。“也不能算白送，像这个当官的，不会记得谁给他送过礼，但会记得谁没有送过礼。”
“‘中国式送礼’的尴尬是烧香找不到庙门，这个煤老板是送得急了点，但好不容易拜到一个码头，难免急吼吼的。”冯总分析。
冯总认为，超高档会所的另一个好处是“把一些官员也震住了”，他们在这种场合下也会稍显拘谨，有的就像刘姥姥进大观园，“官架子卸下来就好谈了”。
会所的两面性
专家提醒，要“警惕‘官二代’和‘富二代’联手抢占政治制高点”
在商与官的交游中，高端会所无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场所。
上海国际精英会的一名管理者告诉记者：“中国是一个精英主义盛行的国度，同时又有着将高端庸俗化的本领，一旦会所被‘有心者’发现有利用价值，高端会所就从包揽上流阶层的闲暇时光，迅速过渡到充斥着浓重商业气息的交际场。”
民间和学界对“富二代”与“官二代”的结盟保持着时刻警惕。中南大学教授孙锡良提醒：要“警惕‘官二代’和‘富二代’联手抢占政治制高点。”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研究员陈光金说：“在当今中国新富家族崛起的过程中，亦不乏‘官商合作’、‘政商合作’、‘政商联盟’等现象。家族企业为求得政治荫庇，以各种经济或者非经济手段拉拢官员，希望结成利益共同体。正是基于这样的现象，尽管可能是为数很少的现象，人们也会提出中国社会会不会出现‘精英联盟’趋势的猜想。”
这在杭州第一会所“江南会”中得到印证。
由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等发起投资建造的会所江南会，授给会员一张只能使用一次的“江南令”。若需“江湖救急”，8位发起人无论身处何地，均会亲自赶来或委托实力人物在相应的范围内出手相助，这与金庸为会所题写的匾额相映成趣，颇有江湖气息。
“这是我们这一辈人与父辈的不同，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单打独斗发家的，奉行个人英雄主义，我们守业更难，更要抱成一团。”冯总表示。
尖并尖的生活圈
中国新贵已经从暴发户阶段进化了，他们需要一些情趣相投，“吨位”也差不多的人，一同把玩闲趣
吴总是顶级俱乐部的元老级会员。第一批外资银行登陆上海滩时，他就是其中的一位行长。
“中国新贵已经从暴发户阶段进化了，他们需要一些情趣相投，‘吨位’也差不多的人，一同把玩闲趣。”
其实，与富商巨贾一同进化的还有官员们的品位。“公款吃喝已经走过了胡吃海喝的粗放型阶段，而是进入了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士大夫阶段。”吴总这样对记者说。
会所会绞尽脑汁地为会员提供“专享”服务。上海国际精英会的上述人员告诉记者，其总部曾帮一位会员以他的名字命名一颗银河系的卫星。“能享受到这种服务的人越少，就越感觉自己像是个大人物。”吴总如此分析会员们的心态。
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系主任刘欣将这种倾向称为“社会封锁”。他告诉记者，“这些人为了垄断性地占据自己的优越社会地位，常常使用某种自然或社会属性，比如血统、门第、财富等标准，作为自己成员的资格。‘高端会所’所采用的会员制，其资格认定有很高的门槛，是一般消费者望尘莫及的。因此，可以将与自己地位差距较大的人避之在外。”
“总是要处在金字塔的顶尖，才有条件入内，这是一个尖并尖的生活圈。”刘欣指出。
刘欣认为，俱乐部非官员成员，也希望有权力的官员以各种方式加入进来，为自己接近权力资源创造机会。值得重视和需要防止的是，极少数官员自己想通过加入这样的俱乐部，将其权力资本转化为上流社会的社会资本。
长安俱乐部：政要天堂
落在寸土寸金的长安街上的长安俱乐部，从诞生之日起就蒙着一层华丽而神秘的面纱，踏进大门，金碧辉煌的仿金銮殿赫然入目，价值不菲的紫檀木屏风、摆件等藏品也是俱乐部里随处可见的风景。
坊间传言，长安俱乐部的会员中，政府官员占比重较大，而商界会员则大多来自传统产业，包括不少知名央企和外资企业的高管。李嘉诚、霍英东、杨元庆等都是其座上贵宾。
而自封为“中国第一富人俱乐部”的京城俱乐部，最让其骄傲的，是拥有一分钟直达50层的专用电梯，360度落地长窗将北京的美丽尽收眼底。
京城俱乐部刚成立时，大部分会员为外籍人士，现在中外面孔已经对半分成。会员中，国内外大公司的总裁、使馆人士占据大部分席位。
“中国会”：所有外资银行高管人士是忠实拥趸
最有特点的还要数“中国会”，这家坐落在静谧的西绒线胡同内的会所，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建筑，虽然距繁华的西单只有咫尺之遥，却保留了康熙24子府邸静默而斑驳的原貌。
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中国风味，中国会接待过无数外国元首，会员中70%~80%也为各界外籍人士，包括全球知名的政治家、企业家、艺术家、皇室成员等，消息称几乎所有的外资银行最高层管理人士也都是它的忠实拥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