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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们将信任危机主要归因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之下，信息供给没有与时俱进。这自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捂”和“瞒”导致的信息失真并不是现在才有，而是颇有些国粹味道的。

鲁迅曾说，“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如今，拜托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以及少数敢于正视者的启蒙，国民中，敢于正视，敢想、敢说的人渐渐多了起来，而科技又提供了网络这个比较难以管控的园地，因此，原来被瞒和骗的东西越来越多地被展示在公众面前。但政府官员却还没来得及转变观念，或者说，还没有足够的外部压力让他们完成从“管理者”“家长”到“公仆”“管家”的身份转变。因此，中国人的“瞒”和“骗”遗产更多地被他们所继承。他们的“瞒”和“骗”，有时是因为自己有疤不能被揭露，有时也仅仅只是因为“好心”，以精英心态要替“愚民”作主。

对于信任危机，首要的是要重塑政府公信力，但让官员洁身自好是太为难他们了。权力的扩张性决定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只有公民社会的形成和成长才能制约权力，平衡才能建立信任的基础。不过，必须明确，简单的情绪宣泄、不分青红皂白的怀疑，并不是一个成熟公民的作为。一个合格的公民，必须是有自主意识、独立思考能力和责任意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