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本报记者 李秋云 涂传之 吕波 谢明飞 实习生 杨雯雅 文/图
【核心提示】
无论是负债社区的头家老李，还是富裕社区的老苏，都面临责任重、事多、钱不够的窘境。
按照《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居委会属于群众性自治组织，自筹经费。但实际上，社区管理事无巨细，有人戏言除了军事和外交，啥事都管着。
来自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华侨大学三位研究社区问题的学者解析，社区问题的症结在于事、责、钱不对等，一方面承担太多的行政职能，另一方面却无相应的公共财政供给机制。这不仅会导致社区职能的异化，还会影响城市的发展。
从全国来看，社区建设20多年来，职能和定位正在转变。而社区问题也正在被从中央到地方予以重视。去年11月，中央出台文件，明文规定将社区收支纳入财政，以解决经费问题；而在北京、杭州、厦门等地，已剥离出新的公共服务站，承接政府行政职能，减轻社区的事务和责任。
部门
社区缺钱影响城市发展
作为城市的最基本单元，又是和市民距离最近的机构，社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记者连日调查发现，社区居委会缺钱，带来多方面的影响，有的甚至会影响到一座城市的发展。
首先，社区本身的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琐碎而又繁重，几乎什么都要做，却拿着毫无说服力的工资。
新秀社区，两委成员的月薪只有1600元，普通社工还要低100元。而鲤城某社区居委会书记工龄37年，拿着1200元的月薪。活多钱少，社区岗位吓退了很多年轻人。记者走访几个社区，社工以中老年女性居多，“应届大学生待不到一年就走了。”他们说，这让社工队伍建设和社区事务受到极大影响。
其次，社区的压力太大，有时会转嫁压力。丰泽区民政局何副局长说，“社区就是‘小政府’，中央红头文件最终都由社工落实，压力大”。夹在层层摊派的行政任务和居民之间，有的社区主任自嘲“像个冤大头”——得罪上级，考核通不过；得罪群众，工作没法做。以订报任务为例，某社区一年要完成6万元，居民不买账，差额就得由社区和社工消化；而如此次个体户“被捐款”事件，也是转嫁压力。
再次，由于经费不足，一些城市的公共服务难以实现。如一些社区请不起联防队，治安缺乏保障；而作为城市保洁的重要部分，没钱的社区不能加工资，连清洁工都留不住。
“啥活都干”的现状要改变
实际上，社区的职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一位社工说，目前社区建设呈“倒金字塔”状，表面看，仍是城镇居民自治组织，按说怎么弄都可以，没有任务没有压力，但实际上，社区已经成为政府部门最基层的办事机构，他们承担了各种各样的任务，啥活都干，钱却是靠行政拨款，经费不足，还不稳定。
何副局长也曾是一名社工，对于社区的困难深有体会。他说，社区要干的事多，过去除了拨款、店面出租等固定收入外，还可收取摊位卫生费、停车费等搞“马路经济”，但随着摊位整治和停车位划归交警管理，收入渠道越来越单一，必须改变钱和事不对等的现状。
如何走出困境？何副局长有两条建议：一是搞钱，比如现实中不少社区兼物业，收不到物业费还责任重大，而如果成立物业公司或与其合作，能部分解决费不随事转的问题；二是职能分离，成立社区服务中心，“这样可通过项目拿钱，还能一改社区什么活都要干的状况，更专业、更系统地为居民服务”。
专家
悖论：自治组织 承担两大类行政职能
侯志阳（华侨大学社会学博士 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系副主任）
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系副主任侯志阳说，目前社区建设存在着权、责、利不对等。一方面，社区作为面向群众最底层、最后的平台，承担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许多行政职能，担负着市、区、街道办三级的行政任务；另一方面，却没得到应有的公共财政支持。
而长期以来，政府对社区“角色”的认定是，社区是由群众组织起来、群体自我管理和服务的自治组织。与之相对应，自治组织要自行运作，自我筹资，财政投入必然很少。
然而实际上，政府的发展经济、宏观调控、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四项主要行政职能，后两项是压在社区身上的。社区就像一个“小衙门”，政府有多少部门，社区基本上就得相应承担多少功能。
这一悖论定位，导致的最直接结果就是社区缺钱，社区建设的绩效很低。而社区缺钱则容易造成社区职能异化。
侯志阳认为，“社区功能，原本应该是向下的，服务于群众需求；现在恰恰相反，眼光变成向上的，忙于应付上级的各种行政任务，离社区自治自理的政策初衷，越来越远。”
视角：无经济任务 不存在社区创收一说
张友琴（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社会学系教授）
张友琴教授认为，社区应该是管理、服务老百姓的生活共同体，社区没有经济建设任务，根本不存在创收一说。
她认为，社区缺钱是事实，但不能表面化地讨论“社区缺不缺钱”的问题，而是应在管理和建设中，认清职能和责任。公共服务的原则是费随事转、权随责走，某项事务属于谁的职责，就该谁买单。
社区是自治组织，但现实中承担和兼顾很多社会功能。讨论社区财政问题，应以职责为前提。如社保、低保、计生、征兵、收税等事务，政府委托社区代做，就该政府买单；如辖区内市政主干道的维护，自然也得由政府买单。“理论上，政府委托社区做什么，就得有相应的经费。”
厦门目前社区已经成立了社区工作站，专门负责社保、低保、计生等行政事务。工作站的人员和工作经费，由政府买单。另外，在社区联防工作方面，目前联防站只在城中村、郊区等社会治安较差的社区存在，而城市社区这方面的工作，则由志愿者来做。
出路
北京杭州经验成立公共服务站
“如果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社区没义务完成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府管理系副主任胡税根教授如是说，杭州及周边地区3年前也有过类似“窘境”，但目前已有成功的经验。
他说，之前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偏低，“会导致工作积极性低，工作质量和态度难以保障”。前年，杭州市政府开始关注这一问题，此后政府发文，提高社工待遇。如今，杭州城镇社区工作人员，财政保障每年约4万元/人。而政府交给社区的各项任务，通过不同渠道给予专项经费。
此外，是建立公共服务站。杭州的经验是，除了城镇社区，连余杭的农村社区都建立公共服务站。这个服务站，相当于政府在社区设立的工作机构，负责各项该由政府完成的行政事务，开支也由政府财政补贴，有的甚至是全额补贴。
而在北京，2009年就开始在600个社区试点成立社区服务站，负责计生、法律、社保等工作，作为政府公共服务延伸到社区的工作平台，承担政府公共职能，纳入政府财政年度预算。
“不仅是政府交办的事务，就算是社区内部事务，很多也是为了实现政府和国家的目标。”胡教授认为，类似维稳、治安等事务，社区经费不足部分也应由政府补助。
去年纳入财政泉州专家给出路
研究社区发展的侯志阳老师认为，社区喊穷是一个全国性问题，“对于社区，公共财政拨多少钱，一直都无明确规定”。一句话，目前社区缺乏制度性、长期性、稳定性的公共财政来源，处在一种不协调的社会管理体制下。
事实上，这样的问题已引起中央的重视。
去年10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城市社区居民委员会建设工作的意见》。《意见》明确：“将社区居委会的工作经费、人员报酬以及服务设施和社区信息化建设等各项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在侯志阳看来，这是社区建设20多年来非常重要的一步，意味着将社区财政明白纳入财政预算；如果各地落实到位，社区的公共财政供给机制就实现了。不过，他认为，泉州的社区发展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
对于泉州社区，如何走出“缺钱”窘境，回归自治功能，侯志阳说，或可从三方面寻求突破。
第一，政府应该从财政、政策、人力资源等方面提供支持，大力扶持贫困社区。还可以鼓励不同社区的互助。
第二，社区应尽量保留自有资产，通过对公有资产的经营和建设增值。比如社区的店面、公共设施等，以出租等方式经营，这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区带头人的经济头脑、组织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第三，鼓励社区跟外部单位共建，寻求外部资源。侯志阳介绍，现在城东、丰泽几个社区与华侨大学是共建伙伴，学生挂职或志愿到社区工作。他认为，这样的模式，尤其应在贫困社区中推广，但实际上却没有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