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相比，西方发达国家早已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问责体系。作为通行的政府管理机制，“引咎辞职”也成为其公务员体系中最强大的自律信条。
官员问责制在中国起步较晚，开始只是零星的问责。在制度上，1995年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最早使用“责令辞职”。此后的几年里，安全事故频发，矿难不断，到2001年4月21日，《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开始实施。
2003年“非典”期间，第一个问责风暴展开，官员问责逐渐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此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开始加快推进问责的制度化。至2008年，又一个问责高潮出现，但实质上，它依旧停留在“运动化”阶段，对官员的问责力度往往取决于媒体和社会的关注程度。2008年5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中，强调加快实行问责制。2009年7月，《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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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问责大事件
“渤海二号”事故：1979年11月，“渤海二号”钻井船在渤海湾迁往新井位的拖航中翻沉，72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3700万元。问责措施：当时分管石油部的副总理康世恩被记大过，时任石油部部长的宋振明引咎辞职。
大兴安岭火灾：2007年5月，大兴安岭发生火灾，大火烧毁70万公顷森林,3座城镇变成废墟,193人丧生,6万多人无家可归。问责措施：当时的林业部部长杨钟被撤销职务。
2003年“非典”：2003年，时任北京市市长的孟学农、时任卫生部部长的张卫康等隐瞒疫情，防治不力。问责措施：孟学农、张文康被免去职务。同时被查处的还有上千名官员。
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2005年11月，由于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松花江发生严重水污染，数百万人遭遇饮水困难。问责措施：国家环保总局对这起事件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局长解振华辞职。
2008年襄汾“9·8”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254人遇难：山西省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山西省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被停职检查，临汾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志杰被免职等。
2008年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河北省省委常委、石家庄市委书记吴显国被免职；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石家庄市分管农业生产的副市长张发旺被免职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