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本报记者 徐锡思
两地产业和企业的高度相似性，让泉州和温州往往被对比，也在自行比较。
在业界看来，“省十一条”的出台相当及时，此番国务院批复温州进行金融改革之后，福建省鼓励泉州市进行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综合改革实验区建设，如何让巨大的民间资金流动起来，成为“二次创业”的有效助推器，成为破题的关键。
记者走访企业发现，潜藏泉州民间的资金，因为没有阳光化的途径，只有以私人的关系，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进行流动。一方面，银行对优质客户的筛选和扶持，让很多中小企业在银企“配合”中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另一方面，民企有参与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的欲望，却不得不面对无路可走的困境。
完善民间融资登记、监管制度，从政策上给予保障，被认为是民资阳光化的必经之路。
一个企业的资金样本
通过民间借贷和盘活富余资金
作为一家鞋服公司的老板，杨建（化名）没有去参加今年的春季广交会，眼下他最着急的事情，是筹集到足以开工生产近50万件童装的原料款，缺口大约为200万元。
“我们公司的产品，全部都出口，但现在的问题，不是有没有订单的问题，而是订单能不能接的问题。”杨建早年是一个业务员，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自己办厂，在2007年之前的外贸黄金时期，将企业做到了年出口5000万元的规模：去年底，杨建谈下了一个国际品牌的代工，产值几乎瞬间增加了3000万元的空间。
杨建的问题，在于调节变化的账期带来的压力。在2011年之前，大多出口企业往往能在出货一个月内拿到全部的货款，这也成为很多老板不愿从事内销的最大原因之一，几乎没有被拖欠货款的忧虑；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开始，外贸账期开始拉长，从30天拖到50天，现在又大多拖到90天，本来资金压力就大，订单一增加，更是焦头烂额。
“客人没有给一部分原料款，我们当然不会贸然开工，但先给的比例往往只够最基本的采购，备料、机器设备、员工招聘和安顿等，就要从之前积累的利润当中支出。”杨建对记者扳着指头算账，发现把现有的存款投进去之后，还有200万元左右的资金缺口，他计划找银行贷款，但跟几个股东商量之后，一致选择了放弃，理由是贷款需要支出的利息，将会拿走将近一半的利润，“万一原料价格波动太厉害，等于白干了。”
这不意味着杨建的公司没钱。私底下，他和几个股东都有放债给其他人或公司，总金额加起来超过千万元；按照公司的运行，每季度能收到的总货款，将近2000万元，其中盈利部分都入了公司的账户，到年底再进行分红，或者决定是否增加投资。“不管是按工人数，还是按产品计算，单位利润在下降，但总量做大了，赚钱还是有的。”杨建告诉记者，根据股东之间的约定，大约总收入的2%要拿出来分红。
在泉州，杨建这样的民企老板并非个案。记者接触到的很多中小型企业，一方面会经常遇到资金上的困难，但面对银行贷款的附加成本（例如捆绑理财产品）、时间成本（往往贷款到位时已经过了最急的时候）、抵押成本（公司的财务信息会因此被透明）等叠加起来，他们宁愿选择向朋友借钱，多为短期的，月息不会超过2分，因为借的都是熟人；另一方面他们自己手上的富余资金，并不愿意存入银行，而是进入民间借贷领域，尽管很多渠道不被政府认可，但他们普遍认为这不是高利贷，而是基于彼此信任的雪中送炭。
入股银行的企业实践
民资进入金融机构的门槛较高
在一些小微企业眼中的企业与银行关系，由此可见一斑。但这并非是唯一的样本，银行对存款的需求，是放贷的保证，而企业是吸储的重点对象；企业资金在银行的存与贷之间，产生的利差往往会变成企业的负担。
“如果纯粹放进银行，就是死钱一笔。吸纳优质的资金进入银行，是一件两利的事情。”作为泉州民企入股银行的先行者之一，福建大中金属材料市场有限公司董事长苏丽红认为，投资金融业的好处，不能仅仅从能够获得分红这么简单的角度去理解，至少还应该包括企业品牌提升、方便银企配合这两方面的考量。
根据“省十一条”的政策，明确提出“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小额贷款公司或参股村镇银行、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尽管在很多地方已经有实践在先，但如此措辞的鼓励和支持，还是第一次。“实际上，普遍对金融业有投资意向，但也要分好几种情况。”苏丽红回忆，在2006年农村信用社改制，要吸纳优质客户入股时，她听到的更多的是反对：一方面是集体所有制，不被看好；另一方面则是还属于新鲜事物，参与的人还很少。
当时顶着压力，按照最高上限200万元投资后，苏丽红成为第四大股东，2011年改制成为泉州农商银行后，又追加投资，成为自然人第三大股东。“入股银行不单是一笔投资，干一行、学一行，当你把积攒的财富投入到金融业之后，肯定就会去关注、去学习，为企业融资的视野和方式，也会多起来。”作为几年来实践的另一个成果，苏丽红除了董事身份，更重要的是成为一名金融经济师，在跟银行对接时，很多事情往往能占据主动。
“但是，民资要进入金融机构，目前的门槛很多民企跨不过去。”一位银行人士直言，这还不只是政策门槛问题，还有银行金融机构力图大小通吃的压制；从大的层面看，关系到利率市场化，一旦“话语权”被分出去，将对银行的利润产生极大的威胁。
民间资金的登记需安全保证
不管是民间借贷，还是投资金融机构，让潜藏地下的民间资金阳光化，真正发挥为产业经济加油的作用，是金融改革的核心目的之一。阳光化的前提，是借出资金、借入需求能够透明化，通过第三方的登记，被看做是非常重要的途径，这是温州金改的一个尝试。
根据媒体报道，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5月12日在温州登记服务中心调研时指出，“要紧紧抓住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为主要载体平台，在加快试点扩面的同时，深入研究、重点突破制约发展的体制性难题和障碍，有效破解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两多两难’问题。”——为此做注解的是，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从4月26日挂牌至5月10日不到半个月时间里，中心累计借出登记242笔、金额30469万元，借入登记162笔、金额55750万元。其中成交18笔、金额107万元，登记备案4笔、金额90万元。
在记者采访中，对于“省十一条”中的政策，“试点开展民间融资登记管理制度，适时出台民间融资管理办法，服务泉州民营企业二次创业”，受访者反倒表现出忧虑。
“安全问题，如何保证？这是我最关心的。”在杨建看来，真的要试点，必须解决两个安全问题，才能让他放心地登记：一是资金安全，即借钱方的信用、还款能力谁负责？一旦同样出现“跑路”，是否能作为第一债权人索赔？二是信息安全，即如何保证只有真正需要借钱的人，才能知道信息？一旦信息泄露出去，是否会危及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另一家企业的负责人则表示，目前的民间借贷，尽管有种种问题，但也简单便捷，而且没有额外的支出，“如果登记并配对成功了，借款的金额、利息、期限等都透明化了，产生的利息收入，要不要交税？大笔的借款，产生的利息非常可观。”
中介机构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是由政府提供的平台，引进的中介机构，在运作过程中出了问题，受损失的出借人，该去找谁？”一名政府人士就表示，自己绝对无意任职。
观点：激活民资 需政策保障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监管措施的制定。民间借贷的基础，除了一些必要的担保，更多是信任抵押；一旦政府部门介入之后，就必须要确定责任分担。”中国银行泉州分行副行长陈克勤指出，“省十一条”提出的各种措施，都非常好；如果执行得好，对于盘活民间资金、优化企业融资环境，无疑是一剂良方。
在陈克勤看来，具体去探讨企业融资方式，或者纠缠企业能够获得多大的支持，并没有太大的意义，“根本的做法，是要把蛋糕做大。可用的钱多了，棘手的问题自然就会少了”；从目前的情况看，应该注意温州“试点”传递的信息，其中有成功的做法，可以在全国各地复制。
根据媒体公开报道，温州金融改革的主要目标是增设小额贷款公司、银行金融机构市级分行基本设立小企业专营机构、完成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造工作、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及分支机构实现县（市、区）全覆盖。
这些做法，“省十一条”也都有提及，部分做法在泉州也已经有先行先试之举，如村镇银行的尝试等。“得泉州者得福建。从银行的角度出发，也希望泉州的金融改革能有突破。”陈克勤认为，要激活民间资金，让地下借贷阳光化，关键还在于政策上的保障，不管是融资登记、企业发债、入股银行、做小额贷款公司、组建融资性担保公司、成立村镇银行哪一种方式，“首先要从政策方面，保证民间资金浮出水面是安全的，也让从业者有章可循才没有后顾之忧”，因为泉州的民间资金并没有用来“炒”，是健康的。
在业内人士看来，政策松绑或特殊政策，是必须的。“说直接点，要做大蛋糕，就需要打破垄断的局面，让更多的新型金融组织出现，例如村镇银行。”一名熟悉泉州金融行业的人士直言，村镇银行有吸储功能，但在泉州的尝试目前并不成功，原因就在于“婆婆”太多，这也是很多小额贷款公司宁可放弃吸储，也不转成村镇银行的重要原因，“如果在监管方面形成叠加效应，无异于一场灾难，新生事物根本没有这个抗压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