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文化大观园】
N本报记者 吴月芳 谢向明 文/图
再过两周，世界闽南文化展示中心就要开馆了。海洋文明就像一条项链，串起了闽南文化展示中心每颗耀眼的珍珠。
你看——多少茶叶、瓷器、丝绸，在遥远的海面上，流播外域；亲缘、多元信仰相依相承脉络，越过海面，划出一道割不断的亮丽弧线；方言古韵、戏曲、武术，通过海洋传播，点亮了整个世界。
筱洋窃以为，阅读世界闽南文化的画卷，就不得不穿越岁月波涛，去听一听古代东方大港的辉煌故事。
【钗主本纪】
揉揉惺忪迷离的睡眼，筱洋还沉浸在刚才的梦里不愿醒来。
我是温陵第九钗——蓝筱洋。梦里，我重回宋元，在这段泉州海外交通的黄金时期，宽敞的大街再现了“市井十洲人”的景象。这里是迷人的“东方第一大港”。
站在刺桐港远眺，千帆竞发，从古港出发的船上装满了瓷器、茶叶、丝绸。你可知，当时的人们怎样征服世界？一张手绘地图、一个罗盘，一艘木帆船，三五伙伴，他们穿洋越海，到太平洋公海，甚至更远！
有人说，一部泉州海外交通史，也是泉州古城兴衰变迁的历史。好在不服输的闽南人信奉“爱拼才会赢”，让闽南诸城适时而变，至今异彩纷呈。
看这些书，你可以更了解我——
古代：《诸蕃志》，南宋赵汝适著《岛夷志略》，元代汪大渊著；《马可·波罗游记》，元代旅行家马可·波罗著；《伊本·白图泰游记》，元代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著；《东西洋考》，明代张燮著；《海国见闻录》，清代陈伦炯著
现代：《泉州访古记》，张星烺著；《古刺桐港》，庄为玑著；《刺桐港史初探》，傅宗文著；《泉州海外交通史略》，李玉昆著；《蓝色丝路漫记》，陈瑞统著
这些地方，你可以触到真实的我——
开元寺的“泉州湾古船陈列馆”
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
展情速递——
本月15日开馆的闽南文化展示中心第二部分：“文化源流 美在底蕴”，将侧重展现海洋文化对泉州这座城的影响。从旧石器时代开始，漳州莲花池山、石狮祥芝海域都有人类早期活动遗迹。
6月16日至9月30日，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伊斯兰文化陈列馆3楼临时展厅，将作“诗情画意访古船”主题展览。
造船御船，是海上航行的基础保证
在泉港区峰尾渔港造船厂，废弃船木三五成堆。听说有人来访，老板黄唐阳才从一艘正在维修的老木船后面钻出来，身后的海面上，是一排刚刚修好的木船。
制造传统的木船耗工费时，木船旧了大家就会换上钢壳船，这家造船厂如今已是名副其实的修船厂。修复木船，黄唐阳用的还是祖传技术。比如桐油三成，石灰、壳灰要七成，捻缝填料用麻丝。
黄唐阳今年54岁了，是家族第九代传人，掌握着水密隔仓制造技艺，按家规，造船术不传外人，即便是外孙。家族前辈铸造过大名鼎鼎的“南海一号”，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拍摄纪录片时，还专门找到他。
闽南制造的古船“上平如衡，下平如刃”，便于破浪前进。船上装备平衡舵、升降舵，在狭窄的海道和多礁石的海区作业游刃有余。从“南海一号”的造型上，专家断定它是泉州制造。它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宋代船只，长30.4米、宽9.8米，除去桅杆，船高4米，排水量估计可达600吨，载重近800吨。
专家测算过，一艘载重200吨的海船，能运走一支七百头骆驼的运输队所托运的货物。“南海一号”不仅能运载数百人，还能储存一年所需食物。
有了造船之术还不够，要在变幻多端的海洋行船，非得掌握御船之术。在大海上，晴天看星空，阴雨靠罗盘。许多航海人学会了辨云识天气，学会躲避暗礁，将靠海的闽南人修炼成沉稳、拼搏和不服输的性格。
海洋文化，走出去的使命古今不变
唐宋以来，从刺桐港出口的商品以刺桐丝绸、瓷器和铜铁器为主，远销东南亚各国和阿拉伯，以至东北非等地。
参与了1974年后渚港宋代古船出土工作的陈瑞统老师在文章中回忆，文物考古工作者冒着灼人的酷暑，从齐腰深的烂泥堆中搜掘整理出一大批珍贵文物，其中有4700余斤香料木，500多枚唐宋铜铁钱，50多件宋代瓷器，90多件木牌木签，2000多个暖海种贝壳，还有许多椰子壳和桃、李、橄榄、荔枝等果核。甚至还有船上水手娱乐用的象棋子，真是琳琅满目。
这些文物，形象地反映了宋代泉州刺桐港与亚非、阿拉伯和南洋诸国海上通商贸易、经济文化交流的盛况。
现在，在开元寺内的泉州湾古船陈列馆，还有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展厅，你还能看到著名的宋代古船残骸，还有当时出土的一些出口货物的实物。
泉州市博物馆馆长陈建中表示，“海上丝绸之路”通过远洋贸易，将瓷器等闽南特产带到海外，改变了一些外国人的生活方式。比如东南亚一些地区，数百年前吃饭没有碗盘这样的工具，这些远洋踏水而来的家用瓷器，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欧洲，“中国白”德化陶瓷制造成工艺品，变得奇货可居。
明朝初年，郑和奉命七次下西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下西洋不仅创造了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推动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友好。
世界文明，沿着“海丝之路”走进来
“求知去吧，哪怕远在中国！”这句话用中文、阿拉伯文、英文，标注在泉州伊斯兰文化陈列馆里，让筱洋浮想联翩。
早在南朝时，印度高僧拘那罗陀成为最早来泉州弘法的外国僧人。拘那罗陀是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之一，在华期间翻译佛经49部。现在南安丰州九日山西峰，依然保留“翻经石”遗迹，这是泉州海外交通见诸文献的最早记载。
唐朝初年，大批外国人来华经商、传教并定居。那时候来到泉州的阿拉伯伊斯兰教徒三贤和四贤，现在依然长眠在灵山圣墓。海洋文明的发展，让泉州变身多元文化宝库。
元代时的刺桐古城，马可·波罗来过，伊本·白图泰来过。1292年夏天，元朝蒙古公主阔阔真在马可·波罗的护送下，从泉州刺桐港扬帆启程。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写道：“大批商人云集这里，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大量的瓷器在城中出售，一个威尼斯银币能买到八个瓷杯。”
马可·波罗和阔阔真公主经过城南聚宝街时，他描述一路上夷歌胡伎起舞，丝竹弦歌喧嚣，身着珠饰罗绮的富商巨贾和异装奇服、肤色不同的人群夹道观看民俗歌舞。那种狂欢节的场面定然使这位“老外”眼花缭乱。
筱洋真得感谢这些洋“记者”，多亏了他们，那远隔时空的刺桐繁华，才能得以一窥。
蓝色梦想，古港重振雄风迎游子
筱洋一直认同一个观点：一部泉州海外交通史，见证了泉州古城兴衰变迁的历史。
岁月轮回，它曾经留下华彩乐章，也曾因倭寇来袭、明清“海禁”而清冷寂寞。然而违逆历史潮流的“迁界”阻挠不了闽南先民闯荡江海的意志。一种以私商方式出现的民间贸易，在闽南沿海活动频繁。
善贾的闽南商人脱颖而出，明清时期足迹遍布海内，具有顽强活力的民间通商贸易，仍借助海洋的力量鼓浪向前。据说，现在世界上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闽南人的身影，比如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甚至远在古巴、秘鲁和法国。在那些地方，一些华人成为当地颇具影响力的人物。
放眼现在，闽南地区的厦门等港口仍是中国综合运输体系的重要枢纽、集装箱运输干线港、东南沿海的区域性枢纽港口、对台航运主要口岸，还有通往国际国内的航线，集装箱吞吐量位居世界前茅。
筱洋还有一个理想，有一天咱们的古港再起雄风，让更多的侨亲重温旧梦。他们再来时，闽南蔚蓝的海洋将张开双臂，欢迎远方游子的返乡。
家族世系谱
春秋战国
越人善于造舟，为海事活动创造条件。
汉朝
广州与印度洋间海路已通，福建成为通往交趾七郡（现越南北部）的转运中心。
西晋
中原人南迁，带来生产技术和中原文化。泉州海上活动逐渐活跃，已有大船通航南洋。
隋唐
地方经济日益繁荣，“安史之乱”后，陆路交通受阻，海陆交通兴盛，泉州出现“市井十洲人”景象，成为中国四大对外贸易港口之一。
五代
闽王注重海外贸易，泉州港持续发展。
宋元
社会生产迅速发展，政府采取一系列政策鼓励对外贸易，泉州港的外海交通臻于鼎盛，成为“东方第一大港”。
明朝
明初郑和七下西洋，为航海史上伟大壮举，与泉州港关系甚大。16世纪以后，西方殖民者东侵，倭寇为患，政府开始实施海禁。官商贸易日益萎缩，私商贸易迅速崛起，晋江安海港、漳州月港兴起。
清朝
继明朝之后，清政府继续海禁。清末鸦片战争后，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厦门港因“五口通商”而贸易兴起。从明清起，持续数百年的闽南华侨出国热，给海上交通注入新活力。
民国
孙中山《治国方略》中，提出开发泉州肖厝港和建设南方广州港等“实业计划”。
目前
泉州拥有海域面积11360平方公里，海岸线总长541公里，岛屿208个，有湄洲湾、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湾四个港湾。深水良港多，可建万吨以上深水泊位123个，湄洲湾南岸的肖厝港和斗尾港是少有的天然良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