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本报记者 苏禹成 戴江海 文/图 长旺/制图
核心提示
从1996年4月案发，到如今一审判决，整整17年。
这期间，邹阳辉从一个小孩，成长为为父追凶倾尽一切的青年。但，追凶之路并非一帆风顺，他承受的，是常人所难以想象的。
幸运的是，本报的报道引起全国众多媒体及司法界的关注，法援律师及时介入提供援助，众人的帮助，给予他力量，让他满怀信心坚持到底。
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他终于松了一口气，他说，“正义还是存在的，这是我认识法治社会的开始”。
他的心路
“遇到挫折时，母亲给了我力量”
邹金瑞去世的时候，邹阳辉才4岁，父亲给他的印象，只停留在家中唯一的一张全家福中。
“当时母亲站在左边，手中抱着我，姐姐站中间，父亲站在右边。”邹阳辉把照片翻拍放在手机里。
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遭枪杀的阴影，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那时候找不到开枪的人，母亲没有办法，只能背着我去哭闹，母亲哭的时候，我也哭，然后两人抱着一起哭”，这个画面，一直停留在他的脑海里，再长大一些，每逢过年，他都会躲在房间里，不愿多出门，“他们一个个都有父亲带着买玩具”。
“母亲身材瘦小，把我们拉扯大，太不容易了。”邹阳辉说，小时候，母亲只告诉他们姐弟认真读书，其他不用想太多，不过，年幼的他已暗下决心，为父讨回公道。2009年，初中毕业的邹阳辉，到厦门学习理发，并借助附近大学的图书馆，自学许多法律知识。也因此，他越发觉得，父亲被杀的案件背后有着太多疑问，而母亲一天天老去，“那时候我觉得，一定要尽快讨回公道，哪怕这辈子只做这一件事情都可以”。
走上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遇到挫折时，母亲给了我力量”。
“正义是存在的，我相信社会的力量”
如今，终于有了一个结果，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邹阳辉称自己终于松了一口气，只是遗憾这辈子都无法对自己的父亲喊一声“爸爸”。因为上次开棺验尸，父亲的尸骨还未葬回去，现在结果出来了，他准备跟家人商量挑一个好日子，让父亲重新下葬。
“正义还是存在的，很多人是想帮我的，相信他们，也很相信社会力量。”邹阳辉称，法律援助中心、簪华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还有全国很多记者都给予他巨大的帮助，“这是我认识法治社会的开始”。
律师说法
在媒体披露华安枪杀谜案后，漳州法律援助中心主任吴佩珠高度关注，并指派福建簪华律师事务所陈德明、杨建亮律师，为邹阳辉提供法律援助。而对于这起案件，两位律师也有自己的一番感触。
寻找证据
刑事案件办理中，“仅凭口供不能定案，必须做到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这是重要的规则。
吕阿忠承认有开枪，但尸检过程中找不到子弹。子弹究竟在哪里，这是当时办案人员的疏忽，还是有其他原因？引起我们的反思。
作为代理律师，我们接手案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如何将证据找出来，经过多方了解，走访当年的知情人，对邹金瑞的死因及尸检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后，决定向市检察院、市公安机关申请对死者邹金瑞的尸体进行开棺验尸。
民事索赔
尽管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弥补失去亲人的苦痛，但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弥补被害人的损失是必须的。
在审判阶段，我们提交刑事附带民事起诉状，这也成为案件的焦点之一，因为在2003年，当事双方曾签订协议，吕阿忠亲人曾赔过钱。
为此，我们一遍一遍地看当时的协议书，发现当时签订协议时，吕阿忠逃到广东，上面的签字，是他哥哥委托的代理律师，但该律师并没有取到吕阿忠的授权，因此该委托程序违法，协议书无效。几经波折，最后经法院调解，吕阿忠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
追求公正
这起案件，也给予我们很大的启发。最初我们接受委托时，也有先入为主的想法：“被告人肯定有开枪，肯定是办案人员造成的证据遗失……”
但作为专业律师，冷静思考后，被告人是否有罪必须经过法院的审判才能定罪。我们希望的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犯错误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因此，办案中，我们更多的是寻找证据和追求公平、正义，让证据说话。
记者手记
为正义多呐喊一次，正义就伸张得更广阔
时常在想象邹阳辉的内心，明明知道父亲死于枪杀，却又不知找谁诉说。尽管最后，他的梦想实现，但特殊的家庭环境，使外人很难看出他内心的波澜。不过，正是这股沉默许久的力量，深深打动作为采访者的我。
这是一起真实版的“消失的子弹”，每一次采访都是循着那颗子弹而去，直到法院判决，子弹依旧没有找到，但正如温州医学院法医专家张志浩在接受媒体时所言，找不到子弹，并不意味着可以否认枪伤。
16年前后，显然是一个变化。邹阳辉没有走上他母亲的哭诉老路，他尝试发微博、求助媒体、请律师……这位仅有初中学历的青年，最终选择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道路。因为他内心相信正义还是存在的，也很相信社会力量。微博上，很多网友为他打气；律师、记者为他提供帮助……让他满怀信心，坚持到底。
或许，我们坚守一环法治，法治就前进一步；我们为正义多一次呐喊，正义就伸张得更加广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