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壹读
核心提示 任志强，过去十年一度被千夫所指的大房地产商，如今在新浪微博上，粉丝1500余万，跃升“大众情人”。
任志强是个不微笑寒暄的冷面受访者。他藏不住话，没有所谓敏感问题，对政治人物也毫不掩饰尖锐，人称“大炮”。在接受《壹读》采访时，任志强对被要求评论一些人物不快，“为什么把我们放一起？”“他不值得讨论！”
他不局限于“在商言商”，他不吝啬对体制的批评。他说，努力批评政府的一切错误，是为让人民生活得更好。
10月28日出版的《壹读》31期，将任志强访谈作封面文章，尽最大可能全文发表。此文被广泛转载，本报转载，有所删节。
柳传志说的“在商言商”是个伪命题
Q：柳传志提过要“在商言商”，而你不是？
A：我们私下讨论的还是政。商人要谈的是如何建立一个能让商人生存的环境，这是制度改革，就是要打破旧制度，比如说大锅饭的问题、让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问题。取消粮票是商吗？是政。
所以“在商言商”是个伪命题。柳传志是自我保护，他只是告诉大家，“在商言商”会少点麻烦，但根子里他可不是“在商言商”的人。段钢专门写文章指出“在商言商”谈的很多还是“改革”。任何改革，一定是政治体系背后的改革。
Q：你怎么看商人的“行贿”？
A：有时候为了生存，有些企业家不得不去换取，但不要以为行贿是商人主动或愿意的，而且行贿未必就是邪恶的。抗日战争时，我们为了部队过日本人的关卡，是不是也得塞钱？你能说给日本人行贿是罪恶吗？不是，它是换取更高尚目的的一种手段。即使从法律上说是不好的，但不等于是恶。
Q：“不敢言政”需要检讨的是什么？
A：要检讨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机制合理，怎么会这样啊？官员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商人怎么办？如果裁判员和运动员分开，哪有这么多违法；如果机制出现缺陷，人们就被逼着走歪门邪道。比如，我们怎么会在改革开放30年后，还需要人们通过离婚去满足买房的需求？说明有些政策太糟糕，这种政策要是太多，国家就危险啦。
是“亲儿子”才敢随便批评政府？
Q：你对王石感觉不像冯仑那么亲切？
A：我们在公益领域的观点完全一致。比如汶川地震，大家都骂王石“让员工只捐10块钱”，王石的万科房企后来追加到捐一个亿，还是解决不了问题，我当时是支持他的。用钱和数量来解决问题就是个错误。但我们也有很多不同观点。比如超能力的爬山是脑残做法。你愿意去爬山就爬山，但一定要鼓吹或者强调就不好了。
Q：最近王石言论有了很大变化？
A：王石从哈佛回来以后，就对当年重庆的事件有反思，说“采取了不吭气的态度，是懦弱错误的”。过去他的微博全是花花草草。王石那时私下常说：“我不是任志强，任志强是‘亲儿子’，所以敢随便说。我们是‘私生子’。”
但他也不是“私生子”啊，他老丈人（广东省委原副书记）对他的保护也不错，否则当年那次牢狱之灾，他可能就彻底没戏了。可能在等级体系里，他比别人稍微差一点，但不等于他在体制外，而且万科有国有股。潘石屹才是“私生子”，甚至连“私生子”都算不上。我经常调侃小潘，但小潘是非常成功的商人。
Q：怎么看马化腾等互联网企业家？
A：他们摆脱了现有体制的困境，多数在境外上市，解决了局部问题，比如说摆脱了很多审批，对中国改革有很大的推动作用。不管他们初衷是什么，客观上对社会的贡献不可估量。当然他们很谨慎，你看马化腾发表过什么言论？他几乎是个谨小慎微、什么都不说的人，但他们用互联网平台给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
从90%的人骂到90%的人支持
Q：你书里为何提到这么多高官？
A：因为房改后的头十年里，专家和企业家是坐在一起的。比如汪光焘，他当住建部部长时，经常半夜乃至凌晨叫人开会，每年要和开发商在一起开无数次会，这是朱镕基时代的传统。朱镕基搞房改时就开了好几千次会。
我也曾被通知去参加国务院的会议（后来我的名字就被删除了）。原因很简单：怕让领导下不了台，因为我不会说假话。我和汪部长虽然争吵过好多次，但现在关系好着呢。俞正声也给我的第一本书作序，王岐山经常半夜里给我打电话，当上副总理后也一样……
有人说我写这么多官员是为抬高自己。我认识俞正声时，他是市委书记。我怎么知道他后来当这么大的官？
Q：为何总替开发商说话？
A：我作为一个行业协会的管理者，就是个利益代言人。汽车协会的不为汽车说话，钢铁协会的不为钢铁说话，那不是傻子吗？欧盟的为美国人说话，那不是神经病吗？
房地产行业与政府监管部门产生冲突实际上是2003年之后。行业第一次发声是在2003年的调控之后。我们第一次以行业协会的名义反对，直接攻击限制房地产贷款的“121号文件”，差点把这个文件彻底毁灭。
Q：怎么从千夫所指到“大众情人”的？
A：2007年房价高涨之后，大家都觉得，任志强是个坏人，开始有个“人民公敌”的说法。2010年有了微博，原来90%的骂，现在变为90%的赞。因为只要稍微动点脑筋，都认为我说的是对的。这十年来，我95%的经济判断都是对的。尤其是2003年以来。我们的房地产市场研究所有几十个博士天天在做研究，中国最完整的房地产报告就是我们的。一开始，国土部也想反驳我们的数据，最后他们也承认我们的数据是扎实的。
不管是不是“大V”，有问题都该处理
Q：你自认是不是公知？
A：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公知”（公共知识分子）。公知永远不可能有更多的实践。比如说房地产行业，坐在屋子里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差很远。社科院研究员袁钢明从2003年就开始研究，结果总是我是对的。
只是媒体愿意把你当做一个万能的工具。大部分媒体需要我当“大炮”时我就是“大炮”，需要我当公知时我就是公知，需要我当预言家时我就是预言家，需要引起仇恨时我就是被仇恨的人，把我当万能的猴耍。
Q：怎么看待司马南他们的观点？
A：我看不起司马南他们，我觉得说一次就够了。有些人，凡是敌人赞成的我就反对。凡是美国人说的我们都得反对，即使美国人说中国好他也反对：“看，他们假装说我们好，背后其实是想说我们坏”。你赞扬共产党，他会说：“你看，他假惺惺地说共产党好”。
这种人已经丧失了最基本的人格，但那些批评对我没有任何伤害，我连某电视台都看不起。有些媒体以为自己很了不起。最早中央电视台要采访我就说：“你到我们这儿来”。以后我就说：“我不去，要采访到我这儿来”。芮成钢采访也得到我的办公室来。我一个微博的力量可能要比十个媒体还大。
Q：“大V”为何总是和“造谣”联系在一起？
A：任何人，不管你是不是“大V”，有问题都该被处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言论负责，那些不敢实名的人没有权利说自己对言论负责。有人说我们“大V”发一条微博给多少钱之类的，这种愚蠢的谣言也有人信？我不差这个钱啊。
网上有人天天骂我，但我不理他，他就变着法儿地想找你点茬，所以憋屈得很。我也不拉黑骂我的人。小潘就经常拉黑骂他的人，心胸狭隘，我当面也这么说他。（请继续阅读A7版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