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南方周末 壹读
核心提示 任志强还有一个标签式的身份：“红二代”和“官二代”。他父亲曾任当时的商业部副部长，他在军队大院长大，和中央重要智囊、现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鹤同出于38军。
任志强捍卫市场经济。但作为党员和曾经的人大代表，他如何看待共产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的差别？“红二代”和“官二代”的区别在何处，他们又如何看待“文革”？中国企业家的公益又该走向何方？
无独有偶，本周四出版的《南方周末》，也对任志强做了超半版的专访，在此也将这部分观点呈现。
分歧在于如何实现共产主义
Q：你怎么看《胡锡进论复杂中国》？
A：我不认识胡锡进，只知道他是《环球时报》总编。我知道爱国有很多种，批评只是爱护的一种，老师不批评学生是爱学生，还是批评学生是？
中国一点也不复杂。中国面临的问题很简单，只是有人故意把它弄复杂。我也从来没觉得他是在讨论爱国问题，他经常说些连自己都不信的话，其实你明说也行，“领导让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他没有自己的思想。胡锡进曾让潘石屹给我递话，不要老在微博上骂他。我说我没骂他，只是认为你不要像墙头草，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
Q：“红二代”都是这种强硬风格吗？
A：“红二代”基本都这样，他们没在公开场合说，是因为你们没注意到，他们每个都比我敢说。我们这一代人，在国有企业的比例很大，也总把国家利益放在前头更多一些。
秦晓（招商局原董事长）和孔丹（中信原董事长）都算“红二代”，我们每年都聚会，聊的都是时政。孔丹和秦晓最大的区别在于，一个认为“先有国”，一个认为“先有家”。
我当人大代表时做了很多努力，推动了很多改革，如果每个人都像我们这样做的话，社会肯定很有希望。但是我们基本退出舞台了。我现在不算是体制内，我应该算体制边缘。如果后面的人不努力，那就很被动。
Q：对共产主义信仰出现了什么分歧？
A：我和我身边的人，相信共产主义的仍然占绝大多数，只是对实现共产主义道路的认识不一样。
实践已经证明，马列主义里面像“剥削”这样理论现在已经不适合了。秦晓跟孔丹的分歧，也是方式的问题。
市场经济是理想，共产主义是信仰，这是两回事。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一个东西，信仰不是。我信仰共产主义，因为我觉得这就是最好的社会，至少马克思描述物质极大丰富任意取用，还有比这个更好的社会吗？
但是怎么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路径问题。我们认为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共产主义。邓小平说得很清楚，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才可以。共同富裕要靠几代人、几十代人搞。
“红二代”和“官二代”完全不同
Q：你们这一代人为何很敢改革？
A：我的这种“硬”，有一部分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形成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可能会改变很多。军队大院生活差不多。可能一层楼里，两居室是处长的，三居室是局长的，四居室就是部长的，分不出官大官小怎样。大院的最大好处就是平等。军长、师长、团长、连长的孩子都在一块住宿。文化大革命，父母都被关，孩子都是独立生活，所以最初创业的都是不靠父母的。当时邮电部部长钟夫翔之子钟家伦，号称北京第一个被抓起来的个体户，他开的饺子馆同邮电没有任何关系。那时纪律严肃，哪能把革命事业变成私人腐败？当年北京一个区长就因用公款请人喝了两瓶汽水被开除党籍。
Q：“红二代”和“官二代”有何区别？
A：我们父辈就是认为共产党好。但像孔丹就强调父辈（其父孔原为原中央调查部部长，母亲为周恩来秘书）参加革命是“被动”的，被带动起来的。但是他们一辈子都是为了革命。你能说共产党的目标不好吗？出问题也是一些人有问题。很多年轻人认为，凡是当官的都一样坏，其实老一辈革命家和新一代当官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三年以前我就说新闻发言人要培训，要占领微博，但没有人做。过去老干部会这样吗？最典型的就是杜润生，他为什么能在农研室发现这么多人才？那些年轻人不是党员时就能连续出五个党的“一号文件”。
为什么？因为老干部会听老百姓的，经历过把脑袋挎在裤腰带上的年代，不是为个人。再说“红二代”，比如有的老红军只是在后勤管伙食。“官二代”是什么？从学校门一出来，就因为是研究生、博士生，就给他一个司局长当。海南洋浦区因腐败被抓的规划局副局长，清华大学毕业没多久直接当官。我非常看不起这些人。
我们这一代都该为“文革”道歉
Q：为何为“文革”的错误道歉？
A：我们这些人都跟很多人道过歉，大家都知道错了。我和秦晓是那一代人的多数派。只是我被媒体关注多而已。
北京市35中70年校庆，大家回到学校后，都在做这个事，“老师，对不起，当年我们……”很多学生，很多老师互相道歉。当时高年级学生押送，我们围观，但即使围观你也应该说声对不起。
心理思想的变化，应该说“文革”时就开始了。因为很快我们的父母被打倒了。尤其是“文革领导小组”，刚上来两个人，过两天又被打倒了；陶铸上来了，很快也被打倒了。我们就在怀疑：到底是对还是错？
Q：你搞市场经济，也是从怀疑开始？
A：一开始我可不相信市场经济，根本不懂什么叫市场。“文革”之后我们开始怀疑，十四大提出建立市场经济框架，大量引进书籍，我们才开始寻找，发现市场经济、民主制度是最好的。感受到我们太落后了。
我们金融和整个经济落后根源还是制度。如果市场更开放，中国这么大的内需市场，怎么会需要依靠投资拉动。所以要改变，经济体制的背后从来都是政治体制。表面上不触及体制的，不等于实际不触及。改革最早是从土地承包制开始的，这在当时是违法的，最初参与者都要按手印，1982年修改法律允许土地承包制。
企业家做公益能推动体制改革
Q：你为何做金融博物馆以及书院公益？
A：“读书”这件事的确也和“文革”有关，因为“文革”的时候不准我们读书，所以对书有一个渴望。中国社会缺少的是把真实东西展示给民众，比如“文革”掩盖了很多真实，所以金融博物馆是一种普及知识、还原历史的。
我们是要唤醒“独立思考”。我们这个社会不少人的想法是被灌输的，什么事情都有一个标准答案。我们希望唤醒的是独立思考，启发大家自己去想。邀请到书院来讲的嘉宾，并不是都和我们思想一致。我们就是要不和，不和才会有多元化，才能独立思考。
Q：通过影响上层决策能实现变革？
A：推动体制变革有两种不同方式，包括秦晓做“博源基金会”智库从上层影响，和我们从民间推动。我更担心整个社会民众的想法。如果仅仅在圈子和少数人之间讨论推行，没有唤醒民众，可能会出大问题。也就是说，即便“博源基金会”提出好政策，如果民众误解，就会有反作用。
现在不动体制的前提下，可以改的部分都已经差不多了，改革红利空间消耗得差不多了。改革下一步的动力，目前还是以危机为主，危机倒逼。从经济制度上说，就是要不要更彻底的市场化。比如民营经济的财产权得不到保护，企业家就移民了。乐观地讲，改革的共识已经存在，只是步子大小的问题了。
Q：企业家做公益能推动体制变革？
A：人们真正想做公益，是因为想改造社会。公益很多时候弥补政府或者公共财政无法或不能做的事。
我们对公益的认识也是慢慢转过来的。有些企业甚至最初是政府分派任务，后来转变成社会活动，几百个企业上万个人共同来做一件事情，比如壹基金、阿拉善。要想这个社会更美好，必须有更多公益，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其实很多体制变革还可以通过公益来推动变革。小额信贷就是如此，如今已在世界范围内推广。环保也是，三江源保护就是通过民间组织抗议，推动政府出台法规。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做公益的比例较高。80年代之后出生的这批人，更多在考虑“小家”。应该改变。要知道，公益不是有钱没钱的问题，而是愿意不愿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