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据《南方周末》
核心提示 5日，一组上海华山医院医生跟公安学武的照片在网络爆红，有网友调侃道：“医而忧则武”。调侃背后，折射的是一个残酷的现实：曾被誉为白衣天使的医生正成为当下中国最高危的职业之一。
记者发现，从2000年至今，至少有150多起医疗暴力案例被报道过，其中致人死亡的有30多起，作案工具包括马刀、宰羊刀、水果刀、铁锤和斧头。
这仅仅是被媒体记录的案例。中国医院协会2012年进行的一个调查显示，全国有96%的医院有医生遭到过语言暴力，遭遇过身体暴力的达六成多。
在中国历史上，医生社会地位颇高，《文正公愿为良医》中有“不为良相，当为良医”一说。上世纪80年代，医患关系亦相当和睦。权威调查显示，1991年，全国百家大医院共发生医患纠纷232件，1998年上升至1400件，而2003年仅北京就有5000件。
种种迹象表明，这是一场双输游戏，最终受害的是每个普通人。患者对医生的恨从何而来？又是怎样的社会土壤破坏了他们之间的信任？
从医闹升级到滥杀医生
150多宗案例中，主治医生往往是医疗暴力最直接的受害者，偶有院长被打的情况，医护人员和其他病人也是潜在施暴对象。
最近几年，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医闹事件一直呈上升趋势。卫生部统计显示，2010年全国发生医闹事件1.7万多起，比五年前多了7000起。
2001年11月14日，重庆市第三人民医院被炸，5死35伤，死者中包括嫌犯包季厚。包曾因视网膜脱落在该院治疗，对疗效不满，多次扬言报复。2006年11月10日，因一名幼童误服农药中毒在四川广安第二人民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数千名群众围攻火烧医院。
这些案例中，医务人员除了要面临被砍杀的危险，还要遭受各种凌辱。其中包括女护士被扒掉外衣；医院院长被逼在死者灵前下跪一小时；主治医生被逼抱着小孩尸体示众4个钟头，一边走还要一边说：“这个小孩是我一针打死的。”
医疗纠纷、对诊疗结果不满、嫌费用过高，是患者向医务人员施暴的三大主因。仅从150多宗案例看，医疗暴力多集中在大中城市的三级医院。事实上，医疗暴力远要比想象中严峻，因为见诸媒体的只是少数极端个案。
“医生成了社会矛盾的宣泄口，这是最近几年医疗暴力事件中的深层原因。”中国医院协会自律维权部副主任郑雪倩对记者说。
该协会对过去10年40多起恶性医疗暴力案件分析发现，仅有三成是因为医疗纠纷引起。例如2010年山东齐鲁医院杀医案，“凶手父亲13年前死于肝癌，但他一直没闹，到自己下岗了，就把怒火发泄在当年给他父亲做抢救的两名护士身上”。
梳理150多宗案例可见，医疗暴力正从打砸医院、医闹，向无目的地滥杀医生转变，并在2012年到达顶峰——22起暴力伤医中有9起致人死亡，而过去每年只有两到三起。
暴力背后的制度缺失
大多数患方并非一开始就诉诸暴力的，即便诉诸暴力，也并非一开始就升级的。之前还包括鉴定、调解、协商、起诉等过程。
已经被执行死刑的白血病患者彭世宽在杀害主治医生王万林之前，曾数次向院方提出解决方案：要么免费再做一次，要么赔55万，但均遭院方回绝。
如果彭世宽想获得赔偿，首先要做医疗事故鉴定。现在鉴定权大多从原来的卫生行政机关移交给各地医学会，但医学会仍是半官方机构，跟医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独立性和公正性难获患者认可。
就算彭世宽真去做了，也要等上好几个月。有调查表明，市一级鉴定可能要等上4到8个月，省一级的二级鉴定可能拖1年左右。结果却往往难令患者满意。据报道，2003年至2005年，广州地区医疗事故鉴定共354宗，只有一成多被鉴定为医疗事故。
150多宗案例中，患方鲜有愿意去做医疗事故鉴定或尸检的。即使愿意，如果对医疗鉴定不满，患方也很难诉诸法律。尽管考虑患者举证难，2002年实施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推行举证责任倒置，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患者利益。但司法实践中，法院多以医疗纠纷专业性太强为由，直接依据医疗鉴定结论裁决。
社会救济也并不完善。中国医院协会调查显示，有50%左右的医疗纠纷案件，属于医院无过错尸检，比如严重疾病、药品不良反应、产品质量等等，但中国没有无医疗过错的补偿机制。
维稳逻辑助长医疗暴力
多数患方在走投无路时，会先向医院提出赔偿方案，医院一般认为过高而拒绝。相比私了，医院更相信常规途径，他们会担心患者反复要求赔偿。患方最后往往会走一条他们认为最有效的私力救助渠道：暴力。
有权威调查显示，仅有28%的公安机关在医院发生这类纠纷事件时，帮助平息事态，而有70%的公安机关处在不积极作为状态。
最近几年医疗暴力频发后，原卫生部、公安部两部委发文呼吁对医生进行保护，例如规定医院要设立警务室，但在起威慑效果的同时，也把医生再次推到患者对立面。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个维稳逻辑下的纠纷解决潜规则，在医疗纠纷中相当见效。150多宗案例中，大多数医院赔钱了事。
医院的赔偿行为很多是在政府介入之后作出的。有的是相关部门强行从医院账户划钱赔给患者。有的是当地卫生、法院、公安、区政府介入后，以医院无条件承担患者后续治疗费了结。
维稳逻辑无形中助长了医疗暴力，使暴力陷入恶性循环。数据显示，广东2006年上半年200起医疗暴力事件中，95%的患方试图通过扰乱医疗秩序达到赔偿目的，而最终有129件私了成功。
另一方面，医院本身也遮遮掩掩。“许多医院出了事情就压，害怕出现负面报道。”中国医师协会维权委员会委员邓利强说，有些院长就是官，出了事不在乎对自己医院医生的维权，就想尽快抹掉。
根子在于财政投入不足
病人对医生的不信任，其实从进入医院的那一刻就已建立，看病前的各种请托、送红包是最好例证。医好了大家都好，一旦没有医好，这种原本脆弱的关系会发生戏剧性转变，患者会立刻翻脸，150多宗案例中多数是因患者不满疗效引发。
不信任的直接原因在于患者认为医务人员和职业操守的普遍下降。有部分医生就诊时间短，态度冷漠，没钱不给看病，收红包，拿回扣，过度医疗，发生纠纷后，医院推卸责任，还有涂改伪造医疗档案，甚至集体造假。这些在现实中都可能惹来杀身之祸。
账或许不能全赖在医院和医生头上。追根溯源，这跟中国对医疗的财政投入不足有关。1986年卫生总费用315亿元，国家财政拨款122亿元，占38%，但到2003年，这一比例下降至16%。最近几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一直维持在5%左右，远远低于9.7%的全球平均水平，更不用说跟美国16%的比例相提并论。
由于财政投入不足，医院要维持正常运行，资金漏洞必须从患者医疗费中抽取，以药养医的恶果由此种下。患者和医生都要为此埋单，患者承担高昂费用，医生超负荷工作。曾有八年从医经历的邓利强回忆，“为了完成上级层层下派的指标，医生的‘笔头’压力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