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广场舞制造的噪声饱受诟病，成为“全国现象”。日前，广州市人大代表为《广州市公园条例》的立法进行前期调研，《条例》拟规定，公园内邻近学校、医院、居民楼、机关办公大楼等区域禁止开展喧闹的健身、娱乐活动，预计明年年底前可正式出台。（11月13日《新快报》）
观点1 禁舞侵犯健身权
广场舞，是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健身方式，老少皆宜。立法禁止广场舞是对公民跳舞锻炼权利的打压，是对公民合法利益的侵犯。人都有年老的时候，选择跳舞健身本身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而且理应得到公共空间的保障。尤其是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加剧，这个问题恐怕会越来越突出。
对于跳舞扰民，我们一方面要进行一定的引导，一方面要开放、建设更多的公共空间，解决“船和桥”的问题。
（左崇年）
观点2 应严禁用高音喇叭
根据环保部发布的《声环境质量标准》，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行政办公等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是1类声环境功能区，昼间噪声不得超过55分贝，夜间不得超过45分贝。《广州市声环境功能区区划》把荔湾湖公园、越秀公园、黄花岗公园等公园都列为一类混合区，昼间噪声不得超过55分贝。显然，禁止“公园噪音”早就有法律依据，缺的只是实施细则与处罚措施而已。用高音喇叭外放舞蹈音乐，让几百米外的居民楼都不得安宁，就更别说近在咫尺、同在公园里的其他市民了，应严禁。
当然，一些媒体把类似广州的立法称为“公园特定区域禁止广场歌舞”，无疑是对立法原意的曲解。只要不使用音响设备，歌舞声不是太吵，超出相应的分贝标准，就不会影响到他人，也不会被禁止或处罚。
（杨国栋）
观点3 多方协商更重要
限制广场舞区域，看上去作用很大，一下子就解决了问题，让广场舞在划定的圈子里跳。然而，执行起来难度却不小。跳广场舞的老人不会轻易让出地盘，执法人员也不可能一直守在那里，直到老人都回家。
希望通过立法，限制广场舞区域，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是一种懒政思维。既然强制性措施效力不明显，不如采取协商民主式的做法，管理方与跳广场舞的老人各让一步，选择折中的方法，既不侵占老人们的跳舞空间，又尽量减少扰民。双方约定，将音量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对周边人群的工作、学习、生活造成干扰；时间定好，在规定的时间内跳广场舞，不可以无限制。（倪恒虎）
微言
@新华视点：温州4人非法酸洗冶炼金属致一村庄多人腹痛、肠道溃烂，被法院分别处以二年至三年六个月不等刑罚和每人3万元罚款。政府花120多万元来善后。
@新华视点：罚款12万，纳税人却要投10倍钱为其恶行买单。环境污染是人们最憎恶的事情之一，要震慑和惩罚不法分子，必须严法当头，切莫宽管松判。
@新京报：近日，到山东谈项目的浙江商人冯言法，因“形迹可疑，未随身携带身份证”被从酒店带到当地派出所接受盘问，随后死亡，盘问录像缺失。家属要求追责，官方回应：“（带冯至派出所盘问的）只是巡逻队员，不是公安警察，反渎职够不上”。
@新京报：警察依法有盘问权，但不能滥用。商人曾说身份证在酒店房间，何以不让他取了核实，就拉去派出所？给警察盘问权是为方便执法，维护治安，不能反成安全威胁。
@财经网：曾有一位镇长这样自我吐槽：“说我们是一方诸侯，恐怕是‘猪猴’吧。乡镇长是‘猪’，特别能吃窝囊；乡镇书记是‘猴’，县里一敲锣我们就得上场。”
@财经网：话糙理不糙，基层公务员“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
□来论
“扔人执法”扔掉了人性
继武汉城管鲜花执法、眼神执法之后，陕西铜川市城管又发明了“扔人执法”：把一位在市区内占道经营的小贩拉到了城外约20公里的山野，然后弃之路边。目前，4名当事城管队员已被停职检查。（11月13日《南方都市报》）
从表面看，这不过是城管与商贩的又一次冲突，说到底，还是两个症结使然：一是城市管理的政策取向，二是城管执法的弹性自由。
轻易就能限制人身自由、将公民扭送上车，这样的做派，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扔人固然令人愤慨，但如果还是就事论事地致歉了事，点到为止的姿态，怕并不会真正起到作用。城管自然要受到责罚，逼着城管去驱逐商贩的制度如何自处？谦抑的执法权究竟靠什么才能规范出来？
没有天生的坏商贩，也没有天生的彪悍城管。在身份之外，他们也不过就是有着平凡喜怒哀乐的市民。真正该反思的是为什么一旦双方有了社会化的身份，就变得剑拔弩张、水火不容？凶蛮而张狂的权力，被驱赶与被丢弃的权益，在戏剧化的“扔人事件”中再度呈现，这不单单是执法方式的沉疴，也是公共管理取向上的症结。
“扔人执法”的本质，无非是“扔人性执法”。群众路线如火如荼实践了这么久，为什么连底线的依法执法、规范执法都难以兑现？这个问题，也许只能从城管制度本身求解。（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