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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湖南、广东、四川三省多地，持续发生婴儿接种乙肝疫苗后发生严重不良反应，其中广东已接到4例，目前共7例死亡，其中6例为疑似病例，1人排除与疫苗相关。这些疫苗，均出自深圳康泰生物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泰）。
昨日下午，深圳市药监局通报，康泰生产的乙肝疫苗在库成品17760507支，全部暂停销售发运。
据统计，中国每年疫苗预防接种达10亿剂次，每年至少有1000个孩子因疫苗受害，死亡或落下终身残疾。这个绝对数字也许微不足道，但对于每个不幸的家庭而言，却是百分之百的苦难。
中国层出不穷的疫苗问题根源何处？对这些类似于“试验品”的疫苗之殇，又该如何救助和补偿？
【事件追踪】
“问题”批号疫苗销往湘粤贵
广东省疾控中心昨日证实，从11月至今，共报告4例疑似接种康泰疫苗后死亡病例，至此全国已有7例。
针对媒体和公众普遍追问的疫苗分发量和使用量，广东省疾控中心在事发6天后公布了相关数据。“问题”批号销往了湖南、贵州、广东三省，目前均封存停用。
据媒体披露，深圳瑞源达投资公司为其主要投资者，而深圳瑞源达实际控制人——杜伟民控制的另一疫苗生产厂家（江苏延申）生产的狂犬疫苗，曾因造假被国家药监局勒令停产整顿。
媒体还质疑广东方面的应急机制。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药品安全突发事件分级标准，湖南出现两起疑似疫苗致死事件后，已可构成Ⅱ级（重大）突发事件，深圳婴儿死亡时，已构成Ⅰ级（特别重大）突发事件，但相关部门仅简单表态，对于部分“疑似问题疫苗”却迟迟不公布流向，不告知全国缺口量。
【潜藏风险】
中国的疫苗技术落后30年
传染病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最大威胁之一，而疫苗的发明改变了这一切。
但很少人知道，疫苗本身又是高风险的生物制品，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也没有百分之百安全的疫苗。中国有近40家疫苗生产企业，能生产预防27种疾病的46种疫苗，是全球最大的疫苗消费国，但开发的品种大多为单价疫苗、减毒活疫苗等传统疫苗品种，而国外上市的疫苗多为联苗、灭活等新型疫苗。
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管理科前科长陈涛安介绍：“我们很多疫苗还在使用西方已淘汰多年的技术。国内的一类疫苗（国家购买，免费接种。深圳康泰的乙肝疫苗就属于一类；二类疫苗是指公民自费自愿接种的疫苗）市场基本被六大研究所和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垄断。这些研究所原本都是政府直属的，现在是国有企业。每年招投标就是他们和卫生部、疾控中心领导坐下来开会，定价格，分片而治，避免内部出现质量竞争，根本没有优胜劣汰”。
2010年两会期间，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王宇发言说：“部分国产疫苗质量不达标，监管部门缺少对这些疫苗上市后的评价。有些疫苗质量在大规模人群使用中完全达不到质量标准。”一年后，他调研时又说：“由于中国没有推动新技术应用的政策和体系，中国的疫苗生产技术更新很慢，甚至没有更新，一直沿用30年前的生产技术”。
【改革乏力】
一类疫苗市场基本被垄断
北大医学部免疫学系副主任王月丹更悲观：“很多还在使用60年代的技术”，“在免疫学领域我们给人才的待遇、空间都不行，免疫学是基础学科，短期内很难有产出，但中国科研都是项目制，出成果才有钱，太急功近利。”
王月丹举例：“一类疫苗中我们很多还是减毒活疫苗，比如脊灰、卡介、麻疹等，国外十几年前就已经全面改成了灭活疫苗，在安全性上好太多了。尤其是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最起码把用了几十年的毒株再优化一下，减低毒性，每年就可减少很多悲剧”。事实上，每年都会因糖丸产生大量肢体残疾的孩子。直到2008年，卫生部等八部委联合下发文件，才要求各地做好脊灰疫苗相关病例的鉴定、赔偿等。
王月丹说，技术革新不是问题，最大的阻碍来自于成本，“一类疫苗里，政府采购价有的只有1.8元，改良技术意味着几十倍的成本增长。”陈涛安认为：“一类疫苗基本是垄断经营，没有竞争。二类疫苗市场也仅部分放开。”
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占据疫苗市场60%份额，并把控一类疫苗市场。其余的三十多家厂家只能去抢剩下的份额。目前，县级疾控中心是厂家各显神通的激烈战场，“都需要公关的。到最后一般都是谁也不得罪，多少都采购一点”，一位厂方代表说。
【鉴定之困】 80%的鉴定都说和疫苗无关
福建一名糖丸受害者家长吴霖，走了15年的鉴定维权路，在八部委文件出台后拿到98万赔偿。
每一个这样的家庭，不仅承受着孩子伤残之苦，还面临着鉴定之难，“偶合”、“排除”、“无法确定”等鉴定结论如大山横亘。这次，康泰前几天也说“湖南病例，疑似偶合死亡事件”。
“偶合”是最多的鉴定词。“偶合症是指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接种时正好赶上了，或者是患有某种感染性疾病，正好要发病，打疫苗的时候赶上了。所以偶合症和疫苗没有关系。”一旦被鉴定成偶合，就只能自认倒霉。
据统计，接种疫苗后出现异常反应家庭，80%以上被判定和疫苗无关。更多是被鉴定为疫苗异常反应，卫生部官方网站曾宣称：异常反应不可避免；它既不是疫苗质量问题造成，也不是实施差错造成，各方均无过错。
王月丹说：“写不写偶合，很多时候是良心判定。如果专家内心不想认定，就有一万条理由说它与疫苗无关。”
争议更大的还是鉴定机制。现行鉴定办法规定：如遇疑似异常反应，应由疾控机构组织专家诊断；有争议时，可向市级、省级医学会逐级申请鉴定。这无异于让其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
成立独立的第三方调查机构当然好，但却不现实。“比较现实的是异地鉴定，相对公平些”，陈涛安说，“应该建立一个全国性的网上专家库，随机抽取病例，也可以异地视频会议鉴定嘛。”
【赔偿之难】 对疫苗伤害赔偿是政府责任
要拿赔偿更是难上加难。如何让疫苗不良反应受害者走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怪圈？
国务院在2005年颁布的条例规定：因预防接种异常反应造成受种者死亡、严重损伤的，接种一类疫苗引起的，补偿费用由省级财政安排。接种二类疫苗引起的，由疫苗企业承担。具体补偿办法由省一级政府制定。
最后一句也很要命。山西疫苗受害者尚彩玲打了三年官司，不得不与厂家以10万元和解，因为山西一直没出台补偿办法。而其他省出台的办法，普遍存在补偿数额过低的争议。
疫苗伤害，实际上是个人在为疫苗的巨大社会效益埋单。比如糖丸———在脊髓灰质炎在世界上基本消失时，个体基本没有感染该病毒的风险，但是如果人人都拒绝接种，则脊髓灰质炎又会复发。
根据谁受益谁担责原则，对公共人群的免疫伤害进行赔偿是政府责任。比如，1988年《美国国家疫苗伤害补偿计划》通过，针对疫苗伤害索赔特定的“无过错责任”由政府负责。12年间，全美有1500多人得到11亿多美元的救济。
英日等国也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对此类补偿专门立法。在英国，失去五个手指头一次性可获补偿12万英镑；日本疫苗事故的受害人可获得包括医疗补贴等七种补贴。台湾“卫生署”也于1992年发布实施《预防接种损害救济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