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摘编自《光明日报》
初相见
1982年早春，我被分配到正定任县委副书记。那时，贾大山还在县文化馆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业余作者，但其作品《取经》已摘取了新时期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桂冠。
我到正定后，第一个登门拜访的对象就是贾大山。
一个春寒料峭的傍晚，我在工作人员陪同下来到大山居住的小屋，虽是第一次见面，我们却像多年不见的朋友，文学艺术、戏曲电影、古今中外、社会人生，无话不谈。临别时，他拉着我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近平，虽说我们是初次见面，但神交已久啊！以后有工夫，多来我这儿坐坐。”他边说边往外送，竟一直把我送到机关门口。
此后几年里，我们的交往更加频繁，有时他邀我到家里，有时我邀他到机关，促膝交谈，常常到午夜时分。记得有好几次，我们收住话锋时，已经是次日凌晨两三点钟了。为了不影响机关门卫的休息，我们常常叠罗汉似的，一人先蹲下，另一人站上肩头，悄悄地从大铁门上翻过。
大山是一位非党民主人士，但他从来也没有把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人民的命运割裂开。作为一名作家，大山有着洞察社会人生的深邃目光和独特视角。对人们反映强烈的一些社会问题，他往往有自己精辟独到、合情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因此，在与大山作为知己相处的同时，我还更多地把他这里作为及时了解社情民意的窗口和渠道，把他作为我行政与为人的参谋和榜样。
1985年5月，我即将调离正定去南方工作的那个晚上，我们相约相聚，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临分手时，俩人都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常相忆
我到南方以后，曾经给大山去过几封信，只是大山甘于恬淡，未有及时回应。我还曾多次让人捎信儿，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我工作的地方去走一走，看一看，可他总是说我担子重、工作忙，不愿给我添麻烦。
接触联系少了，但我们之间的友情并未随日月流逝而淡漠，大山常向与我联系较多的同志探询，密切关注着我的工作情况和动向，我也经常向到南方出差的正定的同志询问他的身体、工作和创作状况。每次见到正定的同志，我都请他们给他带去一些薄礼。每年春节前夕，我总要给他寄上一张贺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和美好的祝愿。
探病情
1995年深秋，我从一个朋友口中得知大山患病并已做了手术，以后，我不时打听着他是否康复的消息，但每次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他的病情不见好转。再后来，听说他正在北京协和医院做诊断检查，我便抽空到医院去看望他。
见到他时，眼中的大山早已不是昔日的模样，只见他面色憔悴，形体枯槁，蜷缩在病床上不停地咳嗽，只有深深凹陷进去的双眼，还闪耀着流动的亮光。他看到我进来，立即挣扎着从床上坐起，紧紧握住我的双手，激动的泪水早已夺眶而出。稍微平静些后，他就给我述说病情的经过。我坐在他的床头，不时说上几句安慰的话。那次见面，我们两人都非常激动，我知道，恶魔般的细胞，此时已在大山的肝脏、胰脏和腹腔大面积扩散。我不忍心让他在病疼之中再过于激动，为了他能得以适度的平静和休息，我只好起身与他挥泪告别。临走，我告诉他，抽时间我一定再到正定去看他。
长别离
1997年2月9日，是农历的正月初三，我又一次回到正定看望大山。这时的大山，身体的能量几近耗尽，面色更加憔悴，形体愈显瘦小，声音嘶哑，眼光浑浊，话语已经不很连贯，说几句就要歇一歇。此时我心中已有不祥预感，一股悲怆的情绪油然而生，我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大山的手，泪水溢满了眼眶。大山却平静地安慰起我来。我提出再和他照张合影，他笑着说：“我已瘦成这样，不像个人样儿了，叫人看见怪吓人的啊！”他虽是这样说，可还是挣扎着坐了起来。这张照片，成了我和大山，也是大山和别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2月21日，突然接到电话告知——著名作家贾大山于1997年2月20日晚因病去世，享年54岁。
大山的逝世，使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好兄长。大山走了，他走得是那样匆忙，走得是那样悄无声息，但他那忧国忧民的情愫，清正廉洁、勤政敬业的作风，襟怀坦荡、真挚善良的品格，刚正不阿、疾恶如仇的精神，都将与他不朽的作品一样，长留人间。
（注：此文曾发表于《当代人》杂志1998年第7期。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