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周的题：

与春天告别

前天，我们已来到谷雨时节——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很快，我们又要走向盛夏。

回头与春天告个别吧：有好几位读者，已经“美不自禁”给《慢读》写来了她们眼中的榕城繁花。下周的题，就请写下2014年春天、你见过的福州花事吧。把地点和花名写上，若有故事，也把故事写上。老规矩，不超过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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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代

横江渡堤外，祖屋渐远

N陈松（福州·珠宝路）

我出生那年，家里建了新木屋，是祖父陈国富与叔祖陈国珠合力建成的“四扇三直六间”的“兄弟房”。正中间一“直”隔成前深后促的前后厅，前厅堂两家合用。栋梁是一株横枕四墙扛柱上的长梢杉木。两家各在正屋两边加盖子院偏舍。

1953年，福州修建防洪堤坝，洪山桥至洋洽的长堤把祖屋拦在了堤外。

大约1955年，三叔拆了子院，搬建到新建的横江渡小学校旁边。

1956年，祖屋的厅堂成了村里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幼儿园。1958年，我和一位小学同学，就在这厅堂里给社员当“扫盲小老师”。1960年，政府给祖屋的厅堂大门上楣钉上了木制门牌：横江渡壹组14号。

1961年，叔祖那房的四个叔辈拆迁到堤内去了。祖屋的右直间拆除了，只留下一段栋梁挑悬在空中。

第二年，我们这房的四叔五叔与伯母一家，先后拆除祖屋左侧的偏舍以及祖屋正房左房的前间，搬建到堤内去了，新房都建在如今福州市中级法院地块上。

1969年洪水期间，我们家用自留地调换申请了一块7队（现在联建村）的杂地做宅地，也从祖屋搬建到联建村堤边里来了。

算一算，横江渡祖屋从合建到拆分，不过30年。世事流转中，我的黑发已白。

□1950年代

从城外住到城里

N陈利华（福州·古田路）

1958年，幼小的我随家迁往福州，暂居台江江七二弄舅舅家。

所谓的二弄是连排的二层木屋，分前后两排，一排有十几二十户人家，每户一底楼一厅一厨房，楼上两间卧室，户与户之间以木板间隔，隔壁走路说话重些，都听得清楚。听大人讲，在此几年前，台湾的飞机对台江狂轰滥炸，烧毁了大量的房屋，这些木屋是政府为留离失所的居民建造的。那时的台江有许多这样里弄的民房。民房没有卫生间，连排木屋防火也是大问题，清晨有倒马桶的铃声，傍晚，更夫“小心火烛”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不久，我们搬到北郊梅亭。那是一座回形的农家祖屋，孑立在山头下，四围稻田，阡陌纵横。租住的房屋有上百年的历史。三十多平方米的住屋乌黑又没有隔间，卧室与厨房连在一起。好在屋外颇有田园之美，逮知了，捉泥鳅，拾稻穗成为孩提时代最大乐趣。两年后，屋主从外地调回来，我们只能另寻住处。

1960年代，我们在福州幼师附近的一座旧祖厝落脚，东南两面对着鱼塘。说是一座，实际上给居住的只是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侧房加半个厅堂，还好另有个独立的厨房。全家六七口人将就挤在一起生活。这座祖屋全是板木结构，衰败不堪，许多地板都被虫蛀腐烂，整座房子明显倾斜。据村里人说，这房主熬不过饥饿，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都走了，所以没人敢住。我们稍作修葺就住了下来，厅堂供桌上的钟馗像伴随着我们好几年。

兄弟姐妹渐渐长大，一间木屋实在容不下，1967年，在别人怂恿下，我们搬到七星井附近的政府新建的安置房。由于没办手续，房管部门上门催逼腾退，后来干脆把房子分给一个造反派的小头目，小头目竟然持枪上门威胁。房管部门怕弄出人命，经多方协调，让我们退到鼓西路，与人合住一小单元房。

1990年代，单位住房改革，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七十多平方米的住房。现在，孩子已成人，而我，却在房价高涨与工薪积蓄的矛盾中，错过了房价好时机——我的住房梦啊，仍在路上。

□1960年代

童年的设计大院啊

N曾强（福州·北大路）

大约在1960年代，重工设计院分拆成了冶金、化工、煤炭和机械设计院及配套的研究所，这些单位的办公区和住宅区集中在一个大院里。这里也许是福建省工程师密度最高的地方，也是知识氛围最浓的所在。我的童年就是在这个设计大院里度过的。

大院前半部是办公区，紧邻东大路，后半部是生活区。那时的房屋都不太高，最高的在1980年代末，也就是五六层的砖混，与更早建的青砖大瓦房和红砖房鳞次栉比地分布在绿树丛中。我住过的那座红砖楼，每层楼是一条走廊连着一字排开的四户。楼上楼下的住家都是同事，每天下班一路寒暄着回家。哪家做了什么好吃的，香味飘出来，总会引起大家的调侃，“今天又打牙祭啦”。在电视机很稀罕的年代，三楼洪阿姨家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邻居们吃罢晚饭带着小马扎，三三两两上洪阿姨家，找个位置，摆好马扎，一起看《新闻联播》，看《姿三四郎》、《排球女将》。到了《霍元甲》的年代，院子角落里摆的瓦片可遭了殃，成了孩子们练铁砂掌的好道具。

从小在书香里成长的孩子们，如今足迹已经遍布海内外，也有的在大院里接了父辈的班。弥足珍贵的是，这个设计大院依然还在！有兴趣的朋友去东大路走走看看吧，门口挂着很多单位牌子的那个院子就是！

□1980年代

最好的单位自建房

N陶发燊（福州·杨桥中路）

1986年，我们单位要给职工盖住宅，我参与其中。建房用地，是通过买旧屋解决的——当时福州房产交易所刚刚成立，只有三个员工，在通湖路的一幢旧楼房中办公。房源信息就贴在墙壁上，我们看到道山路附近的水玉巷有一处占地一亩见方的老屋要出售，在交易所热心撮合下，协商几回，就成交了。

我们请的是福州第一流的设计院——福建建筑设计院设计。那时建筑项目不多，这样大牌的设计单位也肯放下身段，乐意接受。设计院驾轻就熟，图纸很快出来。施工时，无论是基础开挖，还是模板安装、钢筋分布、水泥浇灌，每个环节，我们都不敢懈怠，几乎天天都到工地值守。六层住宅楼落成后，我分配在东侧顶层。那时高楼大厦很少，视野广阔。站在南阳台，乌山、乌塔举头相见。从客厅窗口东望，于山、白塔风姿绰约。伫立北阳台，远处的屏山似在招手致意。那老房子原有一口水井，我们特意保留下来，住户常在井边洗洗刷刷，说说笑笑。好住不过自建房，我想，我多年的住房梦已经实现了。

2011年，宿舍楼在拆迁中消逝了，可惜啊。

不愿搬离东湖新村

N黄秀玲（福州·华林路）

“啪——”母亲卧室一声巨响，把我吓一大跳，我迅速丢掉手中正在剥的葱蒜，飞奔过去。只见母亲一边拿着畚箕，一边扫地。“不止一次了，幸亏没砸到人。”母亲淡定地说。

让我整天提心吊胆的，就是母亲不愿搬离的这房子。

母亲年轻的时候随军，从老家迁到福州，就一直住在这个东湖新村，一住就是半个多世纪。

东湖新村原是1950年代修建的木棚屋区，1987年9月，作为福州市首批将棚屋区连片改造的住宅小区，经历了一次旧房改造，两年后母亲跟其他邻居一起，没花一分钱全部回迁，人均居住面积却由4.1平方米提高到8平方米，母亲说，这是她这辈子连想都不敢想的最幸福的事。

后来，东湖新村左边盖起了东方花园，右边盖起了阳光城。相比之下，东湖新村就像一只丑小鸭。母亲家住七层楼，没有电梯，每天上楼下楼不方便，母亲乐呵呵说全当运动锻炼。二十多年来，家里从烧蜂窝煤到液化气再到煤气，闭路电视宽带网从无到有，下水管道从堵塞到畅通，墙壁天花板从渗漏到一次次修复。母亲总是不厌其烦，不离不弃。

住久生情，且住且珍惜吧。

□1990年代

见不到阳光的“小黑屋”

N甘凡（福州·西洋新村）

1990年代末，我们家赶上了福利分房的末班车。七拼八凑交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费用后，一家三口终于从狭窄逼仄的职工宿舍，搬进了西洋路（当时还叫做加洋路）的西洋新村。

分到的房位于一楼偏僻角落，夹在楼房的中间，位置、户型都不好，由于楼层低，且四周被其他楼房遮挡，房屋一年到头见不到阳光，大白天也要开着灯照明，因此被我父亲戏称为“小黑屋”。“小黑屋”的墙壁永远是湿漉漉的，蟑螂蚂蚁成群结队，母亲一个月总要用掉好几瓶杀虫剂，但它们还是生生不息。

尽管如此，这还是我们拥有的第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房产，是可以尽情笑尽情哭尽情撒野的地方。房间宽敞，父亲便不必像以往那样蜷缩在饭桌边，而是可以伸展四肢躺在沙发上惬意地喝茶看电视；母亲不用像以前那样去别人家里凑牌局，而是呼朋引伴来家里打牌，因为光线不足，打一张牌要眯着眼睛吃力地看上半天以免打错，但她脸上的笑容还是分毫不减；我的小狗蹄蹄在厅里奔跑嬉戏，摔倒了汪汪叫；而我，在“小黑屋”的见证下度过了最任性、最无理取闹却也最美好的少年时光……

2005年，父亲设法换了房，我们告别了“小黑屋”。离开前，我最后一次环顾“小黑屋”，心中却无端端地涌现伤感。我得承认，即便我多么向往阳光灿烂的新房子，但此时，我不舍得它，连墙上的水渍和霉斑都显得那么可爱，小黑屋啊，感谢你的陪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