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南方都市报

核心提示 在医院的精神病科关了6年之后，59岁的江西农妇邓爱仔从铁栅门里探出身来，很不习惯地迎来陌生的探视者———前来采访的记者。与实际年龄相比，她的面容过于苍老，一只眼能看出已经失明，另一只眼耷拉成一条缝。

在这个几近与世隔绝的角落，她的故事少有人知。如果不是一个“身边人”向记者透露了她的事情，她可能会这样一直下去，“甚至到死”。

与记者的会面中，邓爱仔有问必答，思路清晰。这至少印证着“身边人”的些许推断——一个长期与邓接触、具备医学专业资质的人士向南都记者透露，她可能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患者，她被送到医院的主要原因是：反复上访。

否认“有病”的“病人”

当年病历显示，主诉“行为乱，反复状告政府”，以“偏执型精神病”收治

虽然看起来有点残忍，但邓爱仔还是毫不介意地扒开眼睑，露出了她那毫无光感的右眼——眼球完全萎缩、塌陷，黑色的瞳孔已成灰白。受右眼的影响，原本健康的左眼如今视力也降得厉害，时常流出混浊的液体，交谈中，她不时要用手去擦拭。

从2008年被送到江西新余第二医院精神病房，和其他病人一起被锁在两道铁栅门后，6年来，她的生存空间就是这栋4层楼的楼上楼下，“没有自由，不让走出这栋楼”。

如果不是“身边人”的发现，这个来自江西新余市水北镇农村、几乎文盲的女人可能不会被过多关注。一个接触她多年的医务人员通过观察和了解，判断她是一个特殊的“病人”。面对记者，她开始显得有点木讷，但很快就变得舒展、自然。

她否认自己“有病”，她告诉南都记者，自己被送到医院的原因是因为“上访”。6年前的一个冬天，她去江西省政府上访，被水北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从南昌接回，“他们骗我说回家，然后强行把我拖到这里”。

在新余第二医院精神科的病历中，南都记者找到了这段记载。当年记录显示，2008年11月11日，邓爱仔被“乡政府工作人员由省政府带回”，主诉“行为乱，反复状告政府5年多”，门诊以“偏执型精神病”收入住院。

当天的“护理记录”也这样记述着她的到来：“患者因行为乱，反复状告政府五年余而入我院，11月11日在水北政府(人员)的陪同下强制步入病房，入院时表现安静，接触交谈合作，回答切题……本班未发生四防行为。”在此后连续多天的“护理记录”中，也能看到多处类似这样的记载：“患者否认自己有病”、“反复讲述眼睛被水北政府(人员)打伤”等。

婚姻纠纷引发上访

自述：十多年前被镇政府工作人员打肿右眼最终瞎掉，如今已难寻有利佐证

邓爱仔这样讲述她来这里之前的故事。

1995年她离过一次婚，次年嫁给了另外一户人家。但这次离婚、结婚，她说都是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由弟、妹一手操办，目的是“把我当猪牛一样卖来卖去，他们好从中收取礼金”。为此她和弟、妹闹得很僵。

看起来无厘头的这起婚姻纠纷，被水北镇政府一名工作人员证实。他介绍，当年邓和前夫离婚时，是到镇上的法庭起诉离婚的，判决书确实有，但她本人不知情，事后为讨要判决书多次到政府告状，说她弟、妹操控了她的婚姻。

这件事发生后，邓爱仔和她的弟、妹“老死不相往来”。南都记者曾电话联系上人在外地的邓爱仔妹妹邓小花，她拒绝回答有关邓爱仔的任何问题。

水北镇楼山村是邓爱仔前夫的老家，她曾在这里生活了20年，并和前夫育有两女一子。但当南都记者找到这里时，家里已门锁楼空。一位简姓邻居称，邓和丈夫离婚是因为经常吵架，那时邓爱仔是个正常的人，没有精神病，她的眼睛也是好的。

据邓爱仔自述，她的眼睛是在向政府反复告状之后，大约于2000年的冬天，在老镇政府二楼的一间办公室，被一个男性工作人员打伤的。但打她的那个男人，她说叫不出姓名，只知道是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回家后她没去过医院，也没治疗，因为没钱。后来右眼就瞎掉了。

水北镇的一位老人回忆，打那以后，就看到邓爱仔常年戴着一副眼镜，看人总是很吃力的样子。她还是经常到水北镇政府告状，还跑过新余、南昌，但那以后，再告状就是为了她那颗被打的右眼。

但眼睛被打的说法，在时隔10多年后的今天，已经很难再寻访到更多的佐证。在水北镇政府，一位老资历的原综治办人员也告诉南都记者，事情过去太久，政府的工作人员已换了好几轮，邓爱仔的说法现在很难查证。据他介绍，当年的综治办还叫治安办，曾经请过一些临时工，但后来都被遣散了，“如果真被打了，也是临时工打的”。

被认定“偏执型精神病”

认定症状描述除了“状告政府”，还有“自言自语，情感反应不协调，存在系统性妄想”等

2008年冬天，在南昌上访的邓爱仔被镇政府人员接回，这次她被送到了新余第二医院精神科。留在入院登记上的“供史人”是“施余华”，身份登记为“水北镇政府工作人员”。

经南都记者了解，施余华原为水北镇副镇长，如今已调到新余市渝水区委政法委工作。4月26日南都记者找到他时，他证实自己是当年将邓爱仔送到医院的工作人员之一。

施认为，邓爱仔确有精神病，由于长期流浪在外，镇政府担心她挨冻受饿，还专门在镇上给她找了一间房，安排好床、生活等用品，但她就是不住。2008年下暴雪，她还跑到南昌去上访，当时行为、言语都很极端，送到医院后经过检查也确实患有精神病。

邓爱仔当年的“住院病案首页”，入院诊断为“偏执型精神病”，签字“住院医师”为“刘水平”。南都记者找到刘水平后，他确认就是邓爱仔入院时的住院医师。“我们给她做过精神检查，确实有问题。”他说。

病历中，对邓爱仔症状的描述除了“反复状告政府多年”等，还有“自言自语，情感反应不协调，存在系统性妄想”等表述。

邓爱仔的“偏执型精神病”是如何确认的，刘水平对此回答说，主要还是通过谈话、观察等手段来予以判断。“判断是否偏执有个标准，就是看她做事情，是否影响她正常生活，是否影响社会公德。”刘水平说，邓爱仔一年到头在外上访，不仅把家庭抛掉，也损害自己的身体，正常人是不会这样的。

对刘水平所说谈话、观察等检查手段，新余第二医院董事长王国根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全世界所有的精神检查都是这样，没有特定的仪器”。

“我要回家，不告状了”

镇政府证实邓爱仔不是第一次被送精神病院，住院费用一直由水北镇政府承担

在新余采访时，一位接触过邓爱仔的精神病医生表达了他的观点。他认为，邓爱仔确实有时有“多语”、“行为过激”等表现，但不能就此简单地认定她就有“偏执型精神病”。“偏执型精神病”的典型特征是存在被害妄想，这些妄想都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邓爱仔说的“离婚事件”、“眼睛被打”，目前还不能判定就是子虚乌有。

他认为，将“反复状告政府”的行为写进病历，作为判断其是否有精神病的依据纯属荒唐。但他同时认为，就目前情况来看，也不能简单地认为邓爱仔就没有精神病。对其鉴定及确认，应由具备资质的精神病专业鉴定机构来完成。

多年来，邓爱仔在精神科的住院及治疗费用一直由水北镇政府承担。对此，原副镇长施余华、现镇政府综治办人员也都向记者证实，每年由镇政府向医院缴纳的住院费、生活费及医疗费有四五万元。医院方面也证实，2010年实施“新农合”医疗保险后，每年镇里都会来人拿走邓爱仔的票据，到医保部门报销。

镇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透露，为邓爱仔的事镇里花了有几十万元。2008年11月份也不是邓爱仔第一次住院，在此之前她就被送过精神科，但医院又让她出来了，“她又一天到晚地找政府告状、骂人，弄得人家不能正常上班，后来把她又送回去了”。

“我没有病，我要回家”———2014年4月19日，在会见室见到南都记者后的邓爱仔，向记者迫切表达她的请求。她表示，出去后，自己再不会告状了，“我能干活，我能种菜，别人有田，我给别人种”。

与前夫的婚史中，邓爱仔育有两女一子。“大女儿已经结婚，听说还生了两个小孩，我想出去看看我的外孙。”

大女儿生子的消息，邓爱仔说，还是去年儿子来医院探视时，她从儿子口中得知的。那之后她就更迫切地想出去，抱一抱自己的两个小外孙。在那次探视中，儿子告诉她，之前不知道她被关在这里，要不然早就来了。这让她觉得在外面还有亲人惦记着她。

而这么多年来，据她介绍，儿子是唯一到医院来看过她的亲人。也只有那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