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新京报

核心提示 上世纪90年代，山西农妇张先兔的名字随着幸存“慰安妇”的对日诉讼而为外界所知。1995年起，山西16位幸存“慰安妇”代表分三批起诉日本政府，张先兔参与了1998年的那次诉讼。

十几年中，不断有慰安妇含恨离去，如今，88岁的张先兔成了这批老人中的“最后一个”。

掳 掠

72年前，新婚不久的张先兔被日军从家中掳走，在日军据点里的20多天，成了她一生的噩梦……

1942年正月初二，是张先兔被日本兵掳走的日子。

这段70多年前的经历，只能由老人早年的一份口述补全：

（楷体）1942年农历正月初二，人们还沉浸在春节的喜悦中，我春节前几天刚刚新婚，所以尤其高兴……才起床，日军冲进我家，叽里呱啦拉上我就走，我不让他们拉，一个人举起枪托就打。我男人当时只有13岁，过来拉住日本人求情，一个日本兵端起刺刀就要刺他……根本由不得你，他让你怎样，你就得怎样，稍不如他们的意，不是拳打就是脚踢，脸上不知道挨了他们多少臂斗(巴掌)……

这段文字，出现在张双兵写的《炮楼里的女人——山西日军性奴隶调查实录》里。

今年59岁的李贵明和张先兔同村，是山西一位“慰安妇”民间调查员。

上世纪70年代末，村子有了第一台电视机，全村挤到打谷场里一起看。李贵明记得，当时电视里播抗战剧，村民们讨论，“咱村也有被日本鬼子欺负过的哩。”

乡亲们的东拼西凑中，年轻的李贵明知道了村里有个叫张先兔的女人。

她3岁丧母，自小被后妈许配给小她3岁的丈夫，日军抓她时，丈夫被刺刀吓傻，之后几年都不会说话，并落下了浑身哆嗦的毛病。

张先兔在日军据点里呆了20多天，患上了严重的妇科病，被家人赎出来时，婆家人不搭理，她在娘家养病养了一年多。

李贵明还记得早些年远远看到张先兔的模样：小脚儿，身体佝偻着，在街上总低着头。凑在巷口聊天晒太阳做针线活儿的老太太中，没有她的身影。

公 道

上世纪90年代，许多侵华战争的受害者通过各种渠道对日方追责，张先兔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静默了半个世纪，转机出现在上世纪90年代。

彼时，民间掀起对日索赔潮，许多侵华战争的受害者通过各种渠道对日方追责，“慰安妇”是其中重要一支。

李贵明首先想到了张先兔。1993年，他第一次找她。

“她什么都不肯说。”李贵明回忆那次会面，“她和老伴儿郭妹栓一个坐在炕边低头不说话，一个坐在柜子边的矮凳上不停发抖。”

李贵明一次次地登门游说。这个同村的后生拿报纸上学来的中日关系、国际局势劝说老太太，不管用；讲赴日劳工、细菌战受害者的索赔工作，也不管用。直到有次说，“你就真的咽得下这口气，把受的罪都带进棺材？”张先兔才松了口，那是1994年，李贵明已找了张先兔不下20次。

1998年，在已有两批老人起诉日本的前提下，张先兔和另外9名“慰安妇”代表一起，加入了对日诉讼的队伍。

2000年，此案开庭，张先兔第一次赴日作证。

办护照、申请签证、书写材料，所有前期工作都是李贵明帮忙。一直到去日本之前，张先兔的两个儿子都不晓得她在忙什么。1993年开始，每次碰面他们都刻意避开小辈。

张先兔和多数老太太保持了一致，关于过去对晚辈们只字不提。

李贵明将张先兔一行送到北京首都机场。“当时她挺高兴，挺乐观的。”李贵明觉得张先兔也在变化，跟参与起诉的老太太一起，大家相互影响，心里的结慢慢松了。

“去日本，讨公道。”张先兔一直有肺气肿的病，常常一句话说不完就要停下来，被问到14年前唯一一次的出国经历，她喘着粗气。

赌 局

张先兔与另外15名老人组成了“16人诉讼团”，她们赌上本要隐藏一生的秘密，想要求一个公道

从日本回国时，李贵明去机场接张先兔回村。“她说在那边很顺利，日本民间很多热心人士帮她。”

张双兵也觉得，在先后参与诉讼的16位老人中，张先兔是相对乐观的一个，“总觉得官司肯定能赢。”

张双兵，山村老师，30多年里一直致力于山西慰安妇调查，他碰撞的现实是，老人们三次自揭伤疤的勇敢，最终却都没等到期许的“公道”。

1998年的那次起诉，结果并无意外，2003年和2005年，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先后驳回诉讼；2005年11月，日本高等法院作出决定，不予受理。

“败诉对老人们的打击很大。”张双兵说，她们背着恐惧和屈辱活了一辈子，晚年终于把隐藏最深的秘密说出来，她们都是在赌。

但是十几年中，付出了各种努力，撕开了各种伤疤，逝去的老人把遗憾带进黄土，而活着的老人们发现，赌局输了。

赌局不止是对日本，李贵明记得，张先兔曾自言自语，“到底值不值啊，官司没打赢，名誉也没了，过去的事儿村里都知道了。”

李贵明不住地说：“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现实生活还在继续，7年前，老伴儿郭妹栓过世，张先兔的日子更为寡淡了。

李贵明将郭妹栓视为上天对张先兔唯一的厚爱，很多受欺凌的“慰安妇”被遗弃、无法生育，婚姻和家庭都无比悲凉，张先兔算个例外。

张先兔和老伴儿跌跌撞撞走过一生，育有两子。小辈们也很孝顺，李贵明觉得，张先兔之所以问值不值得，很可能是觉得，自己原本可以有个更为平静的晚年。

上天似乎想让张先兔把世间的苦楚都尝个遍，50多天前，张先兔64岁的大儿子因病去世，老太太的精神一度垮掉了。“我活得太久了唉！”儿子的死，让老人无法释怀。

希 望

现在，张先兔成了“16人诉讼团”中的最后一人，她并没有放弃，“慰安妇”群体的上诉之路仍在继续

从1982年意外发现第一位“慰安妇”开始，张双兵总共在山西境内寻访到123名慰安妇。

这两年，他参加最多的不是会议，而是葬礼。

2014年，张双兵参加葬礼频率更高，每个月都有几场，1月份，山西健在的慰安妇是23人，过了四个月，只剩下11人。

今年4月，“16人诉讼团”中的李秀梅老人离世，张先兔成了16人中唯一在世的老人。

2007年至今，民间团体和志愿者的工作重心转向关爱和救助尚在世的慰安妇，以此延缓她们的接连消逝。

最近，吉林省档案馆公布83件日军侵华的档案，“这里面就有关于慰安妇罪行的铁证。包括日本军国主义对慰安妇的资金支持，都可以证明是一种国家行为。”很多志愿者看到了希望。

最近，一位已故“慰安妇”的子女正在收集相关材料，准备代替母亲展开新一轮的诉讼。中国“慰安妇”群体索赔团的名单中，“某某子女代为起诉”的字样越来越多。

有一种痕迹可以看出，张先兔老人也没有放弃。每当张双兵跟她“汇报”，哪个团体又争取到一笔款项资助慰安妇群体，哪些组织准备开始对日本新一轮的诉讼。张先兔总会说，“双兵，你要坚持啊。”

这十几年里，一群陌生人注入一位老者的暮年生活，张先兔的小屋中从不缺乏人气，后人们尽力不提起，尽力不使气氛变得压抑，尽力让老人的余生减少压力。

张先兔的孙女也说，看到年轻人造访，老太太也欢喜，她会拉着小一辈的手说，“谢谢你们来看我”。

临告别时，她最常说的一句就是，“你们要记住历史，帮我们把路走下去。”然后送到门口，远远地还挥手。

□延伸阅读

N中新社

万爱花：

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

2013年9月8日，在山西省阳泉市盂县羊泉村，84岁的万爱花在故乡下葬。9月4日，万爱花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匆匆离世。作为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万爱花一生饱受屈辱、颠沛流离，最终也未得到道歉、赔偿。此间，中日两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人士一致表示要继续战斗，“为受害人讨回公道”。

万爱花辞世，引来中日各界人士关注。

作为中国长期研究“慰安妇”问题的学术研究机构，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和万爱花结识10多年。得知万爱花去世，上海师范大学女性研究中心副主任陈丽菲赶到山西盂县。在她看来，万爱花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起诉日本政府，这对日本国民认知历史事实，对中国国民认知历史教训，都具有重大意义。万爱花生前曾多次表态，对日诉讼会持续下去。她死后，她的晚辈子孙要继续坚持，直到日本政府道歉、赔偿。陈丽菲说，幸存老人大多生活困难，甚至没有子女。政府、慈善机构应该在生活、法律、学术援助方面，对“慰安妇”问题予以更多关注。

在国内各界送别万爱花老人的同时，日本“山西查明会”、日军性暴力图片展执委会等日本民间机构也发来唁电。石田米子、大森典子、池田惠里子等日本友人表示，万爱花大娘多次远赴日本出庭作证，并鼓励其他受害老人对日诉讼。面对败诉这一不正当的裁决结果，万爱花大娘深感愤怒、无助，但始终不曾放弃。万爱花大娘苦难、战斗的一生，“将激励我们战斗下去，绝不言弃”。

据介绍，此前，上述日本友人每年都要到山西太原看望万爱花，并给予资助、慰问，老人的离去对他们造成“沉重的打击”。9月8日中午，在最后送别养母万爱花的前一刻，养女李拉弟郑重声明，母亲去世后，她将继续对日诉讼，“讨还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