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与人共舞

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钱穆

编者按：上周日，《慢读/传家》开版。之后，我们的邮箱沉默了两天。接着，长信来了。长稿来了。

读者在沉默的日子里写下的每一封文字，都沉实而有文采，让我这个编辑，也是传家来稿的第一读者，看得动容入心。我能想像霞浦读者高琛父亲对女儿叮嘱时的郑重，多少了解了留在莆田读者枕月之篁血脉中对家族的纠结与执念，我与螺洲陈宝琛家族后人反复讨论本期写作传家稿件时，感受到世家子弟的谦和、认真、诚恳、时时为人着想的品质之美，我也赞成郭柏荫后人郭震先生说的，“每姓皆可成大家”，这是对他人、对社会的美意和期盼。

我希望“大家”根深叶茂，源远流更长，我希望“小家”——如果上辈无所留存，那么，就从你的手中，开始描绘自己的家族树，当你准备给《传家》写稿时，你也就踏上了寻根探源的家族之旅。

这里，给出一个平台，写传家的故事：从你往上三代，追溯曾祖、祖父与父亲行走人生的轨迹——2000字以内的家族故事，被采用刊发的，我们还发给稿费。投稿邮箱：

mandu_hxdsb@126.com

无数次的第一次都成了往事

而往事并非如烟

第一次知道曾祖父，是1964年。

那年我11岁，跟着父母住在省商业厅宿舍。整个宿舍楼群前后盖了有十二幢，位置大约在如今湖东路“城市之光”小区及往东南、南面这一片。绵延的红砖围墙将整个宿舍区与外界隔离，有一条柏油路穿过农田池塘，直通温泉路。父亲是国家干部，但带我外出、经过村庄时，路边偶有人对父亲指指点点，却只说，这是“伯潜”的孙。

“伯潜”是谁，我没有概念。幼年的我，没见过祖父，家里更没有“伯潜”的照片。父亲不提，我自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父亲上班回来，忽然单叫我过来，掏出一本灰皮本的《我的前半生》，翻开，让我念书中一段文字，告诉我说，这所写的“师傅”陈宝琛，是他祖父，我要叫曾祖父。

父亲那天接着说了许多许多，十一岁的我似懂非懂。现在还记着的，是父亲的叮嘱：这些事，不要到外面说。

第一次有“家族”这个概念，是1991年，我那时还在三明工作，突然接到消息，说两位姑姑分别从美国、马来西亚专程回榕省亲。于是从三明赶到福州——这是我生平第一次的家族聚会。姑姑带我们晚辈去螺洲探访曾祖父故居，同去的还有很多从各地相聚福州、素未谋面的“兄弟姐妹”。我第一次走进“螺江陈氏祠堂”，见到许多似曾相识的先祖、族亲、宗亲。

在第一次家族聚会之后，我对家族史的了解才刚刚迈入不惑之年：《福州世家》把我们“螺洲陈”称为“簪缨世家与科技世家”；而去年央视4套《走遍中国》第50集则名为《螺洲——耀世陈家》。原来，我的曾祖父陈宝琛，和曾祖父的曾祖父陈若霖，都是家族的杰出代表。曾祖父18岁中举，21岁中进士，是“言人所不敢言者”的“清流四谏”之一，也是造福八闽大地的热心公益之人。他致力办教育，开创福建新式教育先河；他倾力办实业，集资建成福建第一条铁路……他当过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老福州人称他“帝师”、“螺洲伯潜”。我想起父亲当年的叮嘱：这些事，不要到外面说。但原来，“外面”已经说了很多很多。

忠孝只嘉名，守正方不入歧途

曾祖父因为“帝师”而加了太傅衔，所以，我们家族后人都尊称他太傅、太傅公。

太傅有六子十一孙。我的祖父懋复（几士）是其长子，父亲緟（庚孙）是太傅的长子长孙，其他孙子不论是那房的都按出生时间排序，所以我都习惯在数字后面加个叔字分别称呼。

祖父在我出生之前已经去世，家谱记录他出生于1892年，当过“民政部警政司主事”。他是曾祖父的“第一追随者”，1932年初，太傅“冒着呵气成冰的北方严寒，火烧火燎地赶到大连”，欲劝回要去建立“满洲国”的溥仪时，身边即有“长子陈懋复”。而祖父的一生，总在来回奔波，经办着曾祖父嘱咐的事。姑姑说她年幼时“一年有大半年看不到父亲”，似乎办的也都不是琐事。后来我在师大“陈宝琛书屋”、省档案馆（民国资料展出）曾见到祖父代为办理捐赠的往来函件，太傅倡导“书藏于私不如藏于公”，其数万册书籍的捐赠归公，全是出于祖父之手。而且不少珍贵书籍上，还钤有祖父的“懋复之印”、“几士之印”。

我以为祖父一生是尽了孝的。他是太傅公出色的长子。祖父的一生，都在负重守家——1928年，耄耋之年的太傅敬录刑部公的“忠孝只嘉名非愚无以尽实际；聪明原美质守正方不入歧途”的遗训示紘孙，那也是我们这一房的家训。刑部公即是福州人熟悉的陈若霖。

在风云变幻的年代，在国家民族的历史关口，不止我们这一房儿孙选择了“守正”，选择了投身革命、建设新中国的道路，无人“入歧途”：

1949年8月，三叔絜（矩孙），时任中共闽浙赣省委社会部负责人；父亲緟（庚孙）是福建省财政厅代厅长，四叔紘（甲孙）是福建省银行香港分行经理；外加三叔“朋友”福建省银行经理许显时，以各自“巧合”的身份，策划、组织福建省银行和省银行香港分行同时起义，将所有库存黄金、银元、珍宝包括福建海外资产全部移交人民政府。轰动一时的“两行起义”，让前政府财政的这批巨额财产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胜利后，四叔在香港挂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在香港中资银行任职，是第一届全国劳模，先后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和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银行董事；父亲则先是往返于香港与厦门之间，冒枪林弹雨，穿海峡封锁，运输国内急需物资，后奉调“北上”到省商业厅工作，一直到干部“下放”，在岗位上病故；三叔先在省公安厅协助工作，后短暂到师大上课，再后来当了多届省政协委员，直至离休。

除他们仨在闽港演绎真实版的“打虎”亲兄弟外，北京的五叔紱（穆孙）先参军，后作为志愿军亲历抗美援朝的炮火硝烟，再转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至离休。七叔繁（又名伯时）清华毕业，我国电气传动和电气自动化学科的著名学者、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博导。

也许并非巧合，太傅的侄孙也是这样，岱孙（總）伯伯，经济学的一代宗师，“在解放前夕，他挺身而出，和进步师生一道坚决抵制学校南迁的计划，坚持留在北京迎接清华的解放和新生”；绛叔（墨孙）建国初期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工作，后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最要紧的是

学会做人

“读罢孝经授儒行，老夫遗汝别无田”这两句是太傅写给儿辈的。太傅对孙辈的训示是“守正方不入歧途”，如今看来，孙辈也做到了；对曾孙这辈，他也有很深的期望。

我的父辈，都取单名且都是“糸”旁；当族里请示太傅公下一辈用什么偏旁取名时，他说，现在最要紧的是学会做人，就用人字旁吧。所以我们这辈的名字，多带“单人”旁。我把太傅的“最要紧的是学会做人”理解为“示曾孙”：不论世道如何，务必谨从家教，学会做人，只要“人能守正道，而不自乱，则吉”。

说到各家取名也有趣，例如：四叔次子名“伟”，也的确很“伟”——他是英国皇家全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精神科学院院士、皇家内科学院院士；五叔俩儿子，则在叔叔婶婶的姓氏之间各添“伯”与“仲”字，这样既符合太傅训示又明了长幼关系，大堂弟在京任司局级领导，博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上海七叔的儿子取名“征”，是双人旁。七叔与我说，这是因为以前联系不便，为避与其他堂兄弟重名，干脆双人配正字——还是不忘“正”字。同辈分的太傅侄曾孙中，年纪最大是俱哥，大我25岁，原省科委副主任，已离休。绛叔俩儿子，传与任，一个在上海，主任医生；一个在澳洲。

我的童年是在福州度过的，很幸福。最深也最亲切的记忆中，是常与父亲抢书看，然而父亲并没有藏书，我们所看的，都是外借回来的书。父亲工作虽忙，却常督促我练习书法，也常起早带我澡堂“洗汤”泡温泉，以及登鼓山、走洪塘。这些，至今都是我爱做的事。说到书法，我在家族聚会时也有新发现，太傅公这一支的子子孙孙，拿起笔都能写一手过得去的字，也多爱书、爱看书，这大概算是家族的显性基因吧。

另一个巧合是，我们这一支没有从商的。而且父亲这辈与我这辈，有从教经历的还真不少。我们和太傅一样，靠“俸禄”过日子，也都不大看重物质。1970年我们家下放泰宁，原来住的房子，交还公家；配发的家具，自觉如数上缴。我们没有带走公家一样东西。我自1969年下乡离开福州，从顺昌“农民”、龙岩“兵团战士”，到永定、三明……直至1997年才把户口迁回福州，总算做回了福州人。在福州城，太傅公并没有传下房子给我们。父亲也是“别无田”。我读书无多，生活平淡，所幸有“单人旁”与父亲的教诲伴我自立。这些年，我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一切所有全靠双手。

春去秋来，我由少不更事至而立，再不惑、知天命，渐渐耳顺仍不断学做人。我尊崇先祖、重温家训是在学做人，我在父母、叔叔、姑姑的言传身教中学做人，如今，九十高龄的榆姑还常与我“煲”国际长途，我在与姑姑“碎喘”（福州话，闲聊）中学做人。祖父有四子五女，五位姑姑当年是祖父的“五朵金花”，她们开在上海、北京、美国、香港，还有马来西亚。榆姑是我们的“马来西亚姑姑”，我女儿长得很像她。

如今，我的外孙也上幼儿园啦。我把对陈家的思考化成六个字，在两年前他牙牙学语时教他熟记，那时他已朗朗上口——

读好书，做好人。

□回音

5月12日 21:57 读者高琛 来自霞浦

《慢读/传家》版开栏语中说：“人，有几个问题是逃不开的：你是谁？你来自何处？你到何处去？”闻此语我心有戚戚焉。织田信长在本能寺曾歌曰：“人生五十年，与天地相比，如梦亦似幻，任人生一度，岂有不灭者乎？”岁月易逝，而立之后我时常会想：“我从何处来？将来要怎样？”

我想我是幸运的，我有能够回去的祖先留给我的霞浦祖屋，我还知道从我往上追溯十四代的先人们的名、字、号、谥、生平往事。在我的女儿问我“我们从哪来，我们的祖先从哪来”时，我还可娓娓道来。翻开族谱，可以看到在源头和未来之间，我的位置，在出生之前，早已确立。“第十四世，讳光，字启，行（排行）视听言动”。封建时代女子不上族谱，现代社会计划生育，男女都一样。父亲只生两女，我是长女，即为长孙。我在族谱上的名字是“光琛”，这名字至今只用了两次，一次在族谱上，一次在祖墓的立碑人孙辈栏上。

另：5月11日A09版《我的三百年祖屋》中提到的中庭门也叫“中厅门”，其中提到只有迎接皇帝圣旨时才打开的是“二重门”，即从大门数起第二重门（大厅和天井前的门）。父亲阅报后，特意电话嘱我改之，“以免内行人笑话”。

5月15日 10:37 读者郭震 来自福州

大前年有位“海都报”的女记者来访，说要采访“大户人家”都准备怎样过年。这个简单的问题可把我问住了，因为在我脑中从来未有过“大户人家”的概念。六七岁时虽然与二三十户郭氏后代住在黄巷四号大宅里，但也是各过各的日子，记忆中儿时的饭桌上也就四五人。

退休后我由外地迁回福州，因我是黄巷郭柏荫的直系后代，有许多亲友包括学者向我打听祖先的事，甚至有在学研究生开出书单问我有否家藏祖先之未刊书稿。凡此种种，我一概是一问三不知，羞愧之情油然而生。后来，我花了不少时间，去认识自己的“大户人家”。

近年我曾受邀为一些新修族谱作序，看到一些家族，只要延续六七代记谱总能聚起千把号人头，而其中也必有出类拔萃的人物，而优秀人物又成为家族内之楷模，这正是修谱积极意义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有谱可依，每姓也都是“大户人家”。这就是我对“大户人家”的最新认识。

5月15日11:23 读者枕月之篁 来自莆田

多年前，读徐小斌的《太阳氏族》时，曾震撼于她笔下那棵充满了母系特征的家族之树。而如今，终于能心平气和地站在树荫下，慢慢相信，无论是父系还是母系，人类之树，扎根于天地之间，从血脉到文化，每一片叶子，每一根筋脉，无非都招摇虬结着那么两个字：传承。当我们追思起流淌在时间里的家族血脉与记忆，心，也许也会慢下那么一些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