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临时夫妻”的故事是别人的，但他们带来的问题，则是整个社会的。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数亿农村男女涌入打工大潮。他们成为经济财富的创造者，但只是廉价劳动力，没能成为城市居民。

从2012年起，泉州推行居住证制度，更加关注泉州330余万外来工的权益。但是，务工者的性权利尚未被真正关注。

就这一问题，海都记者专访了最早一批提出并关注“临时夫妻”的学者——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博士，以及曾在泉州本地企业做过调查的泉州师范学院教授王秀华。

刘开明：不能简单地做道德评判

记者：您是怎么关注到“临时夫妻”的？

刘开明：我从1998年研究劳工与企业社会责任。我们注意到，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一现象就出现在珠江三角洲工业区内。2003年，我出版《边缘人》一书，当时在广东做了大量调研，关注到这种已婚务工者在外同居的问题，在书中就“临时夫妻”做了论述。

当然，具体是谁第一个提出“临时夫妻”概念，我不太清楚，有可能是媒体记者。

记者：您怎么评价“临时夫妻”这种关系？

刘开明：不应简单地做道德评判。你要走进他们的生活，才会理解这种自愿同居关系。

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很复杂。有的是长期两地分居，确实需要解决性饥渴；有的是因为爱情同居，只是还没结婚；也有人是因为心理和生活需求；我们还看到，有人因为租房和经济压力而同居。

所以，简单指责当事人的过错或道德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这是社会造成的。

我10年前就说过，如果打工地不能解决他们的家庭生活，会波及他们的子女、老人。现在的情况还是这样，他们节衣缩食，在打工地几乎不消费，将大部分钱汇回家乡，也抑制了本地消费市场。

记者：您觉得主要原因都有哪些？

刘开明：首先是社会流动性的原因。传统的婚姻方式和婚姻观，造成一部分农村妇女婚姻不幸。以往妇女没机会外出。

现在有些人出于家庭不和、家庭暴力等出走他乡，就会遇到更好的对象。

其次，子女是联系夫妻关系的最好桥梁。现在大量子女都留守农村，这种基础也不牢了。

再次，女人对于生理、经济权益、安全感等方面的诉求比在农村时更强烈。

最后，没有原本社会关系的束缚，没有亲人熟人邻居，在单纯的陌生环境中，人们更容易关注情欲、经济方面，加上生理需求，因此便衍生临时“搭对”现象。

记者：泉州有330多万外来人口。务工人员的“临时夫妻”问题会带来什么影响？

刘开明：首先是劳动者权利的习惯性忽视。如今很多地方用工，需要的还是廉价劳动力，不是需要人。性问题，包括子女、配偶随迁问题、住房落户问题，都是外来人口的基本生活需求。

从2012年开始，中国的劳动力人口就开始逐年下降的新时期，未来劳动力的竞争将越来越激烈，哪个城市吸入更多的外来移民，就证明这个城市更有活力，更有发展前途。

泉州是制造型城市，劳动力对当地产业影响重大，其实可以做一个接纳外来人口的先锋城市。

此外，产生的社会影响更显而易见。这种不正常现象，对原有家庭和夫妻关系产生巨大破坏。

记者：泉州2012年推行居住证制度，这是关注外来工权益的优惠，解决外来工子女免费义务教育、买经适房等问题，已有171万人拿证。您觉得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临时夫妻”问题？

刘开明：户籍问题确实是应该首先面对的问题。几十年的用工环境不考虑用工的家庭、孩子问题，便产生“身份隔离”。在这种前提下，居住证政策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在政策上应有顶层设计。即改变户籍制度，归还公民自由迁徙权。公民的社会保障权利应与实际生活地联系起来。户籍地仅是一种人口登记的工具。地方政府层面，应把外来人口视为财富的创造者，而不是城市负担。政府应该提供家庭生活必需的住宿、医疗和教育设备。政府应该看到，夫妻团聚，可减少很多不必要的社会成本，而且能创造真正的和谐。

记者：泉州一些企业兴建“夫妻房”，帮助解决孩子上学问题。这类尝试有用吗？

刘开明：很多企业在自行寻找方案。企业内部的“夫妻房”是一个好例子。各种形式的“夫妻房”，哪怕是一间宿舍住6对夫妻，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他们基本的生理需求。在珠江三角洲的实践证明，提供能照顾到家庭生活基本尊严的“夫妻房”，可以稳定员工队伍、减少员工流失率、提高生产效率，乃至提高利润。

以泉州为例，如何让330万外来人口中的一部分人融入泉州，是政府和企业必须面对的挑战。政府可以在每个工业区建设两室一厅廉租房，在一些重要的工业区设公办小学和幼儿园。

记者：您关注这个问题十几年了。您觉得如何解决？

刘开明：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政府，以及企业层面都有措施促进外来人口融入城市。例如，中央政府要求各地方政府解决外来人口子女教育问题。在义务教育阶段，不少城市已能做到；但在高中和大学教育中没有实质改进，导致很多外来孩子无法继续升学。

在面向外来人口的廉租房问题上，各地基本上没什么进展。如今，各个城市的租房成本和房价节节高攀，叫苦的都是白领阶层，外来人口呢？

户籍制度改革方面，一些地方提出带有门槛的入户制度，也与低教育水平的外来工无缘。最近中央提出开放中小城市户籍，对泉州这类城市是一个机会，可以增加城市活力，同时稳定产业劳动力。但中小城市的发展机会少，资源不均衡，外来人口是否愿意落户，也是一大疑问。

王秀华：政府不能回避

记者：您觉得泉州务工人员“临时夫妻”现象如何？

王秀华：一开始，我们是希望针对“临时夫妻”做出一个较深入的调查，但这种话题本身是敏感的。由于很少案例支撑，受访者对这一话题也多回避，所以目前的调查结果差强人意。

记者：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王秀华：务工人员的“临时夫妻”现象，对于地方的计生工作、医疗卫生、社会治安都有很大负面影响，对于传统的婚姻道德观、社会风气，也是极大的冲击。

但我觉得，任何社会现象存在就有一定的理由。在解决外来务工者的性欲、调节独居心理方面，临时夫妻也有正面作用。政府现在要开始重视这个问题，不应回避，也不能单单靠堵，应从政策、教育等正常渠道去缓解这一必然存在的现象。

记者：您觉得该如何应对？

王秀华：首先应该最大限度地丰富他们的生活。可以通过企业文化建设满足职工的精神文化需求，社区也可配合属地企业开展丰富的文体等活动，调节单调枯燥的流水线工作。对于这个问题的宣传教育也很重要，要让职工知道，一时的欢快，会带来沉重的家庭、社会危害。

政府、企业也应设法提供夫妻房，尽量让务工夫妻一起生活。企业在提升员工薪酬的同时，应注重员工及其子女能否得到同等的社会待遇。政府、企业应该无条件、更全面地解决这些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