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不行

“当时毒品泛滥到不管不行的地步了，于是村干部配合边防派出所，先是摸底村内的吸毒人员，然后去做他们父母的工作，最后很多父母主动把孩子送去强制戒毒。”

佛昙被毒品卷入到了前所未有的混乱境地。公开资料显示，2003至2005年，佛昙镇连续三年被省公安厅列为重点治安整治地区。一场小镇的救赎，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拉开了帷幕。

2005年以后，佛昙掀起了一波波的高压严打。佛昙边防所教导员蔡荣华称，主要是发挥村一级组织作用，广辟案件信息来源，发挥信息员作用，对贩毒违法犯罪露头就打，对新滋生吸毒人员发现就抓，对吸贩毒窝点暴露就端。

2006年上任的石埕村村支书杨庆良，也参与到了这场“战役”中。他说，“当时毒品泛滥到不管不行的地步了，于是村干部配合边防派出所，先是摸底村内的吸毒人员，然后去做他们父母的工作，最后很多父母主动把孩子送去强制戒毒。学校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禁毒教育。”

公开资料显示，去年佛昙就开展了两次打击娱乐场所涉毒专项统一行动。2012年至去年年底，成功破获贩（运）毒、非法持有毒品案件、容留他人吸毒案件等13起，抓获吸毒人员160余人次，缴获毒品海洛因60克左右。

“对盗窃、打劫高发，镇区还布局了密密麻麻的高清摄像头，”蔡荣华称，经过数年的高压管控，社会治安得到很大改善。

不过，在去年6月7日，发生在佛昙镇的一起吸毒致幻举刀砍父母的案件，再一次触动了小镇的神经。

据佛昙边防派出所警民警回忆，当天早上7时许，该镇花林村庄某文吸食冰毒后产生幻觉，一直胡言乱语，手舞足蹈。父母看到后，问他怎么回事。没想到庄某文冲进厨房，拿起菜刀在空中挥舞着，要砍杀双亲。父母立刻报警，民警携带防护装备来到庄家，找准机会夺下了他手中的菜刀，将其制服。

毒品问题已然成为佛昙的公共问题。当地各界也意识到，光靠高压管控，并非灵丹妙药。

全国示范

去年11月，佛昙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站，被国家戒毒委员会正式命名为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示范点。这个工作站也是全国唯一一个由公安边防部队牵头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站

按照规定，阿艳被从强制戒毒所释放后，须到康复站报到，并定期做尿检，进入为期三年的社区戒毒康复戒毒阶段。从石埕村步行不到3公里，阿艳就可以找到一个吸毒康复工作站。

佛昙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站位于镇区东北角，与佛昙边防派出所临近，是由一处废弃的粮站改建而来，于2012年6月21日，正式揭牌成立。目前每天约有20人来到这里康复戒毒。工作站现有2名社工、2名义工、4名医护人员，加上工资、水电费等，每个月开支要一两万元。

从去年12月1日开始，这个康复站引进了美沙酮，使它成为全省首个配有美沙酮的农村社区康复戒毒工作站。因经费短缺，镇政府、派出所还发动佛昙社会各界以及广大爱心人士、华侨乡贤慷慨解囊，筹集100余万元作为延伸服药点的补充费用。

尽管资金捉襟见肘，但镇里与边防派出所正在谋划，将社区戒毒服务站进一步扩大成全镇的青少年禁毒教育基地，从源头上遏制毒品进一步蔓延。

去年11月29日，国家禁毒委透露，佛昙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站被国家戒毒委员会正式命名为全国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示范点。据悉，这个工作站系全国唯一一个由公安边防部队牵头的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站。

暖心的话

“鼓励他们很重要，说一些暖心的话，他们很喜欢听”，杨林川说，吸毒者大都生活窘迫、遭人冷眼，稍稍说些暖心的话，他们都能记得住。“像亲人般对待他们，他们也并非是无情无义的人”

每天早上8点，两个社工便会打开工作站的门，等候前来吃美沙酮或尿检的人，并跟他们谈谈心。这两个社工有点不同，他们都是退休的老人，杨林川是原水产站退休职工，杨秀敏原来在镇供销社工作，两人都是64岁。

“每个月工资500元，没有双休日，一年365天都要上班”，两个退休老人为何如此执著于社区戒毒？因为在他们眼里，“那些都是乡亲，都不是无情无义的人，能挽救一个是一个”。

7月6日，一辆红色摩托车在康复站前停了下来，来者是30多岁的阿水。记得阿水第一次到康复站时，杨林川很意外。“我认识他很多年了，以前经常到他上班的酒楼吃饭”，杨林川下意识地问了一句，“你怎么也吸毒”。阿水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说了句，“没办法啊”，见到心理疏导室人多，阿水并没有接受杨林川的喝茶邀请，骑着摩托车一溜烟走了。

杨林川说，阿水两三年前才染上毒瘾。如今父亲、妻儿都跟他隔离，钱也不给他，只管饭，其他都不管了。那辆摩托车也成了他可以支配的唯一财产。

“这些吸毒者在找工作的时候，容易遭人排斥，更重要的是，很多吸毒者并没有参加工作的动力。他们上午大都在睡觉，因此下午的时候他们才陆陆续续来到站里吃美沙酮。”

“有些人来这里尿检或喝美沙酮的时候，头上戴着全包式头盔，下车的时候也不卸，径直走到治疗室，然后赶忙离开，就怕别人知道，”杨秀敏说。

他们两人尽管才接触吸毒者一年多，不过已掌握与他们沟通的技巧。“鼓励他们很重要，说一些暖心的话，他们很喜欢听”，杨林川称，他们大都生活窘迫、遭人冷眼，稍稍说些暖心的话，他们都能记得住。“像亲人般对待他们，他们也并非是无情无义的人”，杨秀敏感触很深，有一天走路回家，一个吸毒者骑着摩托车路过，主动上前打招呼，并执意要骑车送她回家。

不想离开

阿艳并不想离开，一是因为父亲年迈多病，她想多陪他一下，二来也担心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自己会更加无助

“社会中每个人都有沾染毒品的可能，但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能抵挡住诱惑、洁身自爱呢？”陈沙麦教授从社会学的角度，给出了答案。

她称，个体与各种社会群体或组织之间的正常关系，作为一种社会制约因素对个体是否选择吸毒行为起着约束作用，这种关系越紧密，则约束力越强大，个体吸毒的可能性就会越小，反之就会越大。个体选择去吸毒主要是因为他们缺乏与家庭、朋友、学校、工作单位等群体或组织的正常关系，或者这种关系过于松散，以致失去了对个体应有的监督和制约作用。

“虽然社会控制因素不能确保每一个人不去吸毒，但强大的社会控制因素却能使个人吸毒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并使吸毒成瘾成为不可能”，陈沙麦称，目前全世界都面临着复吸率高、戒毒难的困境，即使是把吸毒者全部送进戒毒所也无济于事，因为现在还没有一个有效的提高毒瘾戒除率的方法。因此，防患于未然才是控制和根绝吸毒的关键。主要应该从家庭、学校、社会、社区、个人几个方面着手。

针对农村吸毒人员面临的困境，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建议，要戒掉毒瘾，不能单靠普通的强制戒毒方式，要让他们回社区生活，让他们有积极的生活态度。地方政府也要做一个牵头人，要做好集体致富的工作，发展农村的集体经济，在资金和技术上都要尽力提供帮助，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他们一起工作。

“当前，戒毒的问题不是一个政府部门或组织能够解决的，应该加强家庭、社区的戒毒合作，给吸毒者更多的关爱和尊重。条件合适的地区，还可以帮助他们找到一个正常的工作，这才是根本。”广州白云自愿戒毒中心张希范院长也曾对媒体表示，首先要把他们当做病人和受害者，其次才是违法者。

释放回去第四天，阿艳通过多方打听，知道原来不少吸毒的朋友都已经离开了佛昙，去外地打工。她有些失落，但是她并不想离开，一是因为父亲年迈多病，她想多陪他一下，二来也担心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自己会更加无助。

谈到未来，她言辞闪烁，“先尝试找一份工作，然后再嫁人吧！”不过，她很快又改口，“还是走一步算一步吧！”

(应采访者要求，文中吸毒者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