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郭震/口述 楚覃/整理

如今的黄巷四号、曾经的郭家大宅

已经成了红木家具展销馆

大宅里曾经挤住着我们一家五口的那间厢房

也已被拆了

但是家族血脉遗传给我们的良好家风

永远不会失落

“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钱穆

“五子登科”之后

我是郭柏苍的玄孙，没错，就是福州著名的“五子登科”的郭家的后代。我的高祖郭柏苍是“五子”中的老四，他是清末福州著名的博物学家、藏书家、刻书家、水利专家，也是著名的学者和诗人。郭柏苍生一子三女，子郭杰昌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同治三年（1864）顺天举人、户部郎中，为官数年，政绩卓越。郭杰昌生了三男六女，我的祖父郭曾葵是其三子。

祖父生于1885年，光绪年间留学日本。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张之洞、康有为等的推动下，清政府推行“以敌为师”、“师日制日”的留学政策，在中国掀起了规模空前的留日热潮，留日学生从1896年的13名迅速增加到1906年的12000多名。我想祖父应该就是这一万多名留日学生中的一员。祖父留日归来后，因时局动荡并未出仕，赋闲在家。

我的父亲郭则乾从小接受的则是私塾教育，18岁到中国银行厦门分行当练习生，大概是经时任中国银行福建分行行长的我大伯郭则寿的介绍。父亲在厦门学成会计业务后，转到中国银行福州分行工作，直至上个世纪50年代初被清退。据说当时打算盘，是两把算盘连在一起用的。

黄巷四号蜗居

1944年10月，日军从大北岭和马尾两路会攻并占领福州，福州地区第二次沦陷。而在此的前一年即1943年，中行福州分行等重要机关奉命向闽北转移，搬迁到南平，父亲带着全家人随银行北迁逃难，当时母亲肚里正怀着我。途经古田时，母亲早产，生下我后，继发血崩，幸得大夫挽回一命。大夫指着早产羸弱的我说，孩子太弱，可能养不活，劝我母亲丢弃。母亲坚决不肯放弃，只说了一句：“死也要死在我手里。”颠沛流离的逃难途中，没有一滴奶水，可以想见父母是付出了何等巨大的心力，我这被医生判了死刑的早产儿，竟奇迹般地活了，大了。

抗战胜利后，1946年，我们全家从南平迁回福州，这时父母之前居住的位于九彩巷的郭家祖居已被卖掉，幸好位于黄巷四号的郭家大宅还在，当时郭氏家族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是无处落脚的郭氏族人，都可以到黄巷四号暂居，不论人口多少，一户只给一间。当时大宅里的厢房，每一间都带着一个小小的阁楼。那阵子大宅里大概住了二三十户郭家人，我们一家五口，就在其中的一间厢房里蜗居了5年，直至1951年搬出。

在黄巷四号居住的时候，我正值幼年，大部分的记忆都模糊了，印象深刻的只有一件事，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大宅厅堂里一直悬挂着的“五子登科”牌匾不见了，问大人，说是“烧了烧了”。那时家家户户都是烧柴灶，不知哪一家，大概是主动与旧社会的东西切断关系，将牌匾劈了当柴火烧了。

绢画家庭工坊

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我们一家自黄巷四号迁出，辗转租住了好几个地方。记得每搬一个新地方，不管房间如何窄小，父亲总是将他亲手书写的文天祥的《正气歌》条幅挂在房间里。父亲特别景仰文天祥。在福州，相传文天祥曾屯兵于吉祥山，为南宋驻守最后的防线。当时，父亲工作的中国银行福州分行恰好就在吉祥山上，我们一家一度搬至吉祥山下的铺前顶居住。逢至周末，父亲有时会带我们几个孩子到吉祥山顶游玩，给我们比划着讲述文天祥在此抗元的故事。

当时榕城还没有高楼大厦，在吉祥山顶，目力所及，几可涵盖整个福州城，所以在这个山顶设了一个瘦长的瞭望楼，监察全城的火警，以后的空袭警报器也架在上面。那时中行福州分行的黄金等硬通货也存放在吉祥山中的洞穴里，当年的行长思想进步，解放前夕他带领职员们保住了银行所有的货币，并安全地移交给了解放军军管会。

1951年前后，解放军接管了中行福州分行，父亲这批旧职员，领了三个月的工资被清退。家里失去了生活来源，最初靠卖家具维持生计。后来，父亲凭着一手书画技艺加入了福州仿古绢画老艺人的队伍，从业余爱好作画转为以画仿古绢画谋生。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作为福州工艺美术的一个品种的“福州绢画”恢复生机，特别是仿古绢画，在海外十分受欢迎，当时，福州有一批艺人专门画仿古绢画，经中间人收购、裱褙后，由香港转口远销国外，为国家赚取外汇。

我父亲擅画花鸟和山水，母亲和我们几个小孩子常帮他完成涂颜料、点苔等工序，家里俨然成了一个小小的手工工坊流水线。这些年还时有香港人通过网络找到我，请我鉴定某幅绢画是否是我父亲的真迹。

闽南客居生涯

父母生下我们兄弟五人以及一个姐姐。我排行第四，大哥长我十多岁，从福州英华中学毕业后，就坐船去台北念大学了，先读政法，后改攻经济，现在定居美国。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在台湾的大哥寄钱给在香港的堂姐，托她买了许多白糖、猪油、面粉，密封在饭盒里寄来福州，帮助我们熬过那段艰难的日子。二哥大我7岁，厦大毕业，后来在浙江一所大学教书，退休后就定居浙江舟山。三哥参加了地质队，定居连城。我的五弟从小过继给亲戚。

我1960年从福州八中毕业，填报高考志愿时，填了最感兴趣的复旦大学土木建筑系，校长随即找我谈话，提醒我属于“第三类考生”，亦即“降格录取”类的，报考师范类院校比较稳妥。我后来上了位于洋头口的福州师范学院，一年后，学院撤销，我们转到泉州师范学院就读，一年后，泉州师院也解散了，我通过再考试，考上了福建师大物理系。这样，我的大学整整念了六年。

1966年我大学毕业，正逢“文革”，大学毕业生全部被分配到部队农场接受军训和劳动。我在漳州南靖的一家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了两年后，被分配到闽南德化的一所山村小学任教。山村的孩子们听不懂普通话，我便在极短的时间内学会了闽南语，同时用闽南与普通话双语授课。我在这所小学先后授过算术、自然、工基与农基等课程。中学复办后，我调到德化县一中教数学，等学生升入高中后我才“专业归口”，开始教物理。

金山新区新生活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调入福州地区工作，之后致力于教育、教学理论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论文，出版了几部书。其中与同行合作出版《新学习学概论》一书，为其作序的原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称，该著作填补了我国在该方面研究之空白。

如今，我在金山新区买了商品房，安度晚年。两个女儿都已自立，一为教师，一为医生。回想之前每次从闽南回福州探亲，总是在亲友的客厅等处临时搭铺睡觉，不得不感叹：这几十年社会的变化太大了。不变的则是，我们郭家勤勉向学的家风。

我的天祖郭阶三当年就立下规矩，不允许家人夸夸其谈无所事事过日子，每日亲自督促儿孙读书，成就了“五子登科”的辉煌。同时他十分尊重女性，规定后人不准纳妾，违者不准其葬祖坟。所以郭家女眷都受到良好教育，个个能诗善书。如我的曾祖姑郭拾珠和郭仲年，就是当时著名的才女。我的高祖郭柏苍说：“吾不以金帛遗后人，使之知各图自立也。”几年前我们族人在北京聚会，得悉近二千的叔伯兄弟姐妹中，绝大部分都是从事科教文卫工作，不少人是各个领域的佼佼者。

如果说我们家族有何遗传基因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书法。资料中有记载，我的曾祖父郭杰昌“从小嗜学，七岁能诗，素工楷书，据称当时长沙徐寿蘅来督闽学时，其楷法《朱子全集》最为端整”。郭杰昌的三妹也就是我的曾祖姑郭拾珠，是清末民初国内驰名的女书法家，在鼓山留有篆刻，这是鼓山石刻中唯一的女性石刻。我的堂兄郭化若除了是解放军中将，还是中国书法协会副会长。我一胞弟在老年大学授书法课，我大闺女没特意练过书法，却被聘为硬笔书法教师。最近我到省档案馆查了大伯郭则寿父子的履历表，父子俩用毛笔楷书写就的履历，看了赏心悦目，真能当成艺术品。

我们郭家之书法，多擅行楷，一笔一捺内敛沉稳。书如其人，郭家人行事也多低调严谨。这种家风，代代相因，穿透了我这一代，我希望它继续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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