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的薛书琼，在他18岁那年，从南京大屠杀的尸堆里爬出，挣扎着逃离后，再次参军；

98岁的练传志，是一位传达兵，仍苦练投弹、刺杀。在一次送信途中，他独自击倒2个日本兵；

85岁的李祖景，本是富足家庭的小公子，抗战爆发后家破人亡，他13岁便成为地下党员，白天上课，晚上给小伙伴宣传抗战知识……

战争到来，他们只是青少年甚至孩童，却被迫见识了杀戮、残害，亲人离散、家园崩塌。而一朝成为战士，曾经的恐惧就成为强大的力量。抗争，无论手中是枪，是笔，是药箱，是鸡毛信，还是财粮物资。

铭记历史，就请记住他们的名字。

薛书琼：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

老兵薛书琼，是龙岩上杭下都乡豪康村人。海都记者到达时已近黄昏，薛老正在门口专心看报。

他只剩左眼——右眼被弹片击中，瞎了；左手也残了，手指弯曲；腰部还有一处枪伤。这都是参军十多年的印记。红军、新四军、解放军，还有国民党的部队，他都参加过。

1935年，16岁的薛书琼在下都乡加入红军，参与南方游击战。2年后，所在部队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不久，在上海的一次战斗中，他与部队失散，被国民党军队俘虏，成为一名国民党士兵。由于上过几年私塾，能识字，薛书琼成为国民党87师261旅521团的文职人员。

谈及南京屠城，老人立即激动起来，挥舞双手，一遍遍地说：“一个多月杀了30多万人呐！”

薛老说，1937年12月，他随军驻守南京孝陵卫。13日，南京沦陷，他和战友们败退入城，并向板桥河下关逃窜。“到了江边，我们用木头、门板作工具泅水，被日军发现，一阵扫射，江水被染成红色。”

慌乱中，薛书琼回到城中，扮成难民，躲在夫子庙的难民收容所。可仍未逃过日军的追捕，12月下旬，他同近千人一起，被带到雨花台。周围全是日军，地上数十挺机关枪。

下午3时，灾难开始了，“一两百个日军用机枪对着我们一阵扫射。”空中回荡着惨叫声，人们一片片地倒下，薛书琼只感到腰部一疼，便两眼一黑晕了过去。

“醒来时，和现在一样，黄昏了。”他睁开双眼，身上压着一个人，身边尸体堆积如山，血流成河。薛书琼挣扎起身，和另2名幸存者一起，踉跄着逃至南京城南的板桥，被一位苏姓医生救下。

离开南京后，薛书琼又加入新四军，并参加了解放战争。1949年，他回到老家。

1995年，抗战胜利50周年，薛老还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我所目睹的南京大屠杀》一文，发表在当年的《中国青年报》上。

如今，薛老身体康健，思维清晰，每天看电视看报，晒晒太阳，生活简单宁静。他说，南京大屠杀虽已过去70多年，但那份记忆一直无法抹去，“战争是残酷的，谁都不要打仗”。

练传志：穿越火线的鸡毛信

电影《鸡毛信》让我们认识了海娃这个小小“情报员”。而龙岩武平岩前镇灵岩村，有一位真正的传达兵——练传志。

练传志生于1916年，读过7年书。1939年，他随同乡来到广东，加入当时国民党62军157师，从粤北大战开始了自己的兵戎生涯。因为有点文化，他在通讯连负责传送公文。

值得一提的是，该师师长正是抗日将领、同为岩前镇人的练惕生。练惕生和叶剑英是同学，后于1949年参加闽西起义，曾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等。练传志的孙女婿练建安，当过记者，写成《抗日将领练惕生》一书。

练老家中，至今存着一份手写的名单，上面记录着练惕生麾下的20多名武平籍从军者。名单显示了练传志的职务：62军第157师通讯连传达班上士班长。

“有炮火下来时，就匍匐前进，有时偷偷抄近路走。”老人说，送公文的时候要看袋上的标志，“挂3个十字标记的，就表示紧急重要，要跑步前进，无论如何都要送到。两个十字的，就不那么紧张，一个十字的很少看到”。

传达兵也要练投弹、刺杀、射击。练传志扔手榴弹技术特别好，经常随身带8个手榴弹，遇敌兵就扔手榴弹再冲过去。老人六七十岁时，还曾在家演示用石头砸远处的狗，一击必中。

为更好完成任务，送信常要绕过战场，但小的遭遇战还是要打的。在衡阳作战时，练传志在送公文的路上碰到2个日本兵，“可能也是走散的，我连开数枪，击倒2人”。

1944年的衡阳保卫战，是抗战史上作战时间最长、程度最惨烈的城市争夺战，也是日本战史中记载的唯一一次日军伤亡超过我军的战例，被誉为“东方的莫斯科保卫战”。这场战役的很多细节老人都还记得。当时，第十军受到日军猛烈攻击，他所在的第62军在湘桂路头塘、三塘集结增援，最贴近衡阳，“在湖南打了很久，很惨。日军100多门炮总攻衡阳，就要全军覆没了”。

在一座名为“潭子山”的山上，有7棵很大的树，树下只有少量日本步兵。可157师的一个团攻山时遭遇埋伏，全部牺牲。

练传志的作战日记记载：在衡阳西郊一战中，敌我得失几次，最后我军在清理战场后，发现损失重大。这七棵大树，“要三四个人才能合围，日军就在大树中架设机枪阵地”，“七棵大树下面，尸体如山，全为骨架”。最后62军的参谋人员将原因归结在，“机枪阵地工事太坚固”。

衡阳失守后，练传志跟随62军157师参加了桂柳战役。随后，先后到越南、台湾接受日军投降，之后进驻北平。1949年，他参加解放军，一年后因病申请回乡，当了农民。后来，练传志与老家丧父、育有一子的女子自由恋爱结婚，没再要孩子，如今也已四世同堂。98岁的练传志依然健朗，走路不要人扶，眼神也不错，还能自己做饭。家人隔两天，就会来看望。

李祖景：一家人变七个姓

85岁的李祖景是晋江安海人，曾任中共泉州中心县委交通员，如今身体还算硬朗。

抗战开始前，李祖景原名伍伯泉。他的父亲伍长祐清末曾获得乡试的第一名，在晋江安海办私塾。李祖景排行老五，家里虽有7个孩子，但日子富足。抗战爆发，这家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虽然安海不是抗战一线，但日本的飞机天天来骚扰，不时放几个炸弹下来空袭。”一家9口开始吃了上顿没下顿。为贴补家用，9岁的伍伯泉被父亲送去当牧童，3个姐姐也早早嫁人。

伍伯泉10岁时，父亲病逝。随后，妹妹、弟弟先后被送走。12岁那年，保长要来抓哥哥壮丁。当时规定“两丁抓一丁”，留一人照顾父母，因此母亲狠了狠心，将伍伯泉送到晋江内坑宅内村。伍伯泉由此改名李祖景，伍家“一姓成了七姓”。而在当时，这并不新鲜。

李祖景的养父对他不错，让他读了小学。在那里，13岁的他认识了后任泉州中心县委领导的朱义斌，并被介绍参加地下革命，担任交通员，成为抗日“红小鬼”。他白天上学，晚上四处去和小伙伴们交流。

有一次，一名女战友差点被抓，逃到位于养正中学的地下党根据地，但一些资料却落在了房东家。房东怕日本鬼子搜家，不敢回去，李祖景便请缨，化成收破布的人潜到村里，绕了好几个圈，才溜进房东家拿到了资料，藏进竹筐。做完这些，才15岁的他，后背早就湿透了。

如今，战友一个个离世，就连爱听他叨叨的爱人也去世多年。李祖景独自住在老房，学写楹联，打发日子，只是每每碰到抗日的话题，老人就要拉着别人的手，说个不停。

苏柱魁：枪林弹雨中的急救

和李祖景同岁的苏柱魁，前半生的抗战轨迹稍稍有些不同。1945年2月，和村里很多热血青年一样，他加入部队，成了一名卫生员。

“就是为了救国嘛。”说起当年参加革命的由来，苏柱魁仍掷地有声。他跟随部队，从老家山东打到福建，后来又回山东，最后参与了解放泉州。

和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卫生员一直跟在部队尾巴。外面枪林弹雨，他在帐篷里给战友们包扎。

没有武器的他，最先要学会的就是如何更低地匍匐前进，才不会被打中脑袋。虽然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敌人不会打背着红十字会包的人，但子弹不长眼睛。

苏柱魁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次他和一个战友在战壕里匍匐前进时，战友被打中，自己的手也被子弹擦伤。他顾不上自己，一边赶紧给战友止血，一边把战友的头枕在腿上，拖着另一条腿慢慢挪动，爬到隐蔽的地方包扎。

另一次战役中，村里30多个人一起去，最后只剩下他一个。

半个多世纪过去，战友们一个个离开，说起日本鬼子，苏老仍咬牙切齿。他说，当年能活下来的，都要感恩。

李有志：货币也是一种武器

65年前，随着部队从河北南下泉州，问及年龄，老人家用熟练的闽南话答道：88岁。

离休前，李有志曾任中国人民银行泉州支行出纳股长。他和我们分享了人民币的前身——冀钞。这可是60多年前，革命根据地自己的货币。李老说，一提起晋冀鲁豫边区，很多人都会想起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129师，但当年那里的一段银行对敌的斗争史，却鲜为人知。

1942年，敌后对敌斗争最激烈时，老家河北很多小伙子参军。他也积极响应，到了冀南银行沙河办事处。1939年，冀南银行成立，发行冀钞，1948年合并成立华北银行，同年又和其他银行合并，就是中国人民银行。华北银行大部分机构还留在涉县，所以1948年发行的人民币是在涉县印刷的。

1938年，边区的金融市场非常混乱：除了国民党政府发行的法币外，还有各省地方银行发行的钞票或流通券。那时，日本人也常通过多印钞票，来掠夺根据地的物资。

1943年，当地发生旱灾，加上日寇连续扫荡，根据地的群众只能靠糠麦和野菜度日。这时，冀南银行发放救灾贷款，让大多数人渡过难关。所以，奇妙的是，抗战时物资奇缺，但晋冀鲁豫边区的物资却相当便宜，让前线可安心打仗。

周隽忠：

白天拿笔晚上端枪

1943年，12岁的周隽忠离开河南老家，跟着新四军队伍，进入湖北黄冈洪山公学。

“黄冈处于鄂皖豫边区，当时这个地区混杂着国民党、日本兵、伪军，新四军队伍在夹缝中生存。由于洪山公学属于解放区学校，我和班里的30多个同学，既是学生，又是士兵，当时的主要课程有日语、英语、边区建设、政治课等文化课程，还学习军事、射击。学习日语，主要为的是两兵交战时，遇到敌军向我们喊话，能够知道对方在讲什么。”周隽忠介绍。

当时，上学没有固定的场所。不打仗时，老师就领着同学在比较大的空地上学习，借用群众的门板来当黑板，找群众借椅子，没桌子就趴在自己的大腿上，每课1小时，同学们学得特别认真。

周隽忠说，同学大多数十二三岁，都离开父母，跟着部队，虽然艰苦，但解放区的学校有部队保护，相对安全。不过，经常遇到危险状况，每个人都要背上行李，跟着部队转移。

白天学习，晚上要站岗。2个人一班，站岗时每个人都配枪，真枪实弹。“当时用的枪，大多数是汉阳造的八八式步枪，另外的则是从日军手上缴获的枪支，条件艰苦，有什么枪就用什么枪。”

1949年后，周隽忠在福建多地任职，直到退休。

□泉州老兵群

几年前还两三百人

今年剩不到100人

泉州现存的抗战老兵，大多数是离休干部，小部分则留在农村。

在泉州农村地区的抗战老兵，如今仅剩下3人还健在，其中一人是国民党老兵。如今，这3人身体状况都不好，甚至难以对答了。对于他们的慰问活动，由泉州市各县的民政局不定期进行。

离休干部则多由泉州市老干局组织不定期慰问。上周末，我们就随泉州市老干局青工委的相关负责人，在抗日战争全面胜利纪念日前夕，走访了泉州市区的3位老兵。

这部分老兵，都已经八九十岁。他们大都是早几十年前从政府机关单位退下来，经济条件较好，身体更好。晚年生活中，不少人培养了业余爱好，比如书画、养花什么的。泉州市老干局青工委一名负责人说，前几年统计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离休老干部还有两三百人，今年再统计名单发现，已剩下不到100人。

或许是经历过战火，见多了死亡，他们对离别看得比常人淡然。偶尔，他们也会翻找出当年老兵聚会的合照看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