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5岁的周年才老人清楚地记得，在他的童年里，“日本人来了”是当时的大人们吓唬孩子最常用的方式。

今年82岁的陈振川老人永远忘不了，他才刚满十岁，就被安排去挑水，每天要把水挑到500多米高的山上，供日军用来洗漱。

1943年，从南京一路辗转流亡到广西的李秀英，结识了她的丈夫，“支援军”林金烈。这个莆田男人，幼时曾随父亲到马来西亚跑运输，抗战爆发后，响应号召回国援战。

也是1943年，23岁的朱一雄一路逃亡、乞讨，到了龙岩长汀，考进了临时迁址于此的厦门大学。这位几十年后的著名美籍华裔教授、水墨画大师，之所以能幸运地从日军枪口下活下来，仅仅是因为他的名字引起了一名日本军人的强烈兴趣。

那是一段残酷的岁月，活下去的理由甚至可以很荒诞。战争不只是会夺去人的生命，它还肆意地侵犯着每一位平民的生活，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命运轨迹。

弥漫着的恐怖

日军在厦门五通这个地带对中国人进行了大屠杀,杀人没有原因，就是为了给村民们一个“下马威”。

1938年的5月10日，日军从五通撕开了入侵厦门的血口。日军在五通这个地带对中国人进行了大屠杀，五通的凤头沙滩上出现了一个“万人坑”。陈振川老人当时6岁，他清楚地记得，日军进村就杀人，总共杀了他们村里19人，其中有两名还是妇女，其他都是青壮年。杀人没有原因，就是为了给村民们一个“下马威”。后来，日本人还经常从厦门其他地方拉来整车的人，在五通进行杀害，五通的凤头沙滩上有个“万人坑”。

每天，日军都会组织兵士巡逻，超过五个人集中在一起说话，就会被遣散，如果不听，就会挨打。那段时间里，村里的青年妇女都不敢出门，如果要出门，要把脸涂黑，带上头巾，保证安全。

周年才老人是在日军登陆五通的第二年出生的，他的父亲是当时家里唯一的壮丁，看到日本人来，就跑到其他地方去“避风头”。那时候的周年才，用过日本人做的手工玩具，而孩童时期留下的最深刻的记忆还有，“日本人来了”是当时大人们吓唬孩子最常用的方式。

欺凌无处不在

凤头社以捕鱼为生。但在那几年，渔民要在日军规定的时间内捕鱼。回来都要经过日军这一关。如果有好的鱼，日军会先挑走。

陈振川说，日军登陆后，他们村整天人心惶惶，许多人趁乱逃出村子，跑到其他地方生活去了。当时，日军在那里建造了一座大楼及炮楼，周围围上铁丝网，而这块地很多都是当地村民的耕种地。

凤头社以捕鱼为生。但在那几年，渔民要在日军规定的时间内捕鱼，渔船上要插上盖有当时军事所盖章的日本旗子，捕鱼范围要在离海岸1000米以内的范围。如果超过距离，日军就会发出警告，回来时就会遭到日军暴打，而且每次渔民捕鱼回来，都要经过日军这一关。如果有好的鱼，日军会先挑走，但渔民敢怒不敢言。

令陈振川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日军也会给村民“派工”，他也曾经参与其中。当时五通有十个自然村，日军要求十个村庄，每天要轮流给他们挑水，从山下挑到500米的山上，只要十岁以上的男的都得挑。1942年，陈振川满十岁，也被安排去挑水，“他们不会喝我们挑的水，喝的水都是从其他地方运来的，我们挑的水他们会用来洗漱”。

战争中的姻缘

对李秀英来说，战争离散了她的家人，却也促成了她的姻缘。直到现在，老人都会这样向人介绍自己的丈夫，“林金烈是支援军”。

战争让许多人背井离乡。李秀英老人今年101岁，自小在南京长大，如今安居在泉州。1937年11月，炮火直逼南京。24岁的李秀英跟着哥嫂、侄子，加入了大批的难民潮，辗转南昌、宜昌、重庆……生活从此颠沛流离。

在重庆，他们向当地农户租下了两间房，靠好心人的接济过活，亲历了1938年到1943年，日本对重庆长达五年的轰炸。李秀英记得，一听到警报响，人们就拼命往防空洞跑。头顶是飞机轰炸的呼啸，街上到处是慌乱逃命的人，每一次炮弹落地，硝烟中只看到人的胳膊、腿被炸飞到电线杆上。她说，那时候根本顾不得害怕，只知道拼命往防空洞跑。防空洞里拥挤不堪，有的人甚至就被闷死在里面。

对李秀英来说，战争离散了她的家人，却也促成了她的姻缘。《福建省志-华侨志》中有载，为打破日军对我国沿海口岸的封锁，1939年滇缅公路建成。当时国内缺少汽车驾驶员和修车工人，“南侨总会”（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号召华侨中的汽车司机和技工回国服务。这其中，就有李秀英的丈夫林金烈，福建莆田人，幼时曾随父亲到马来西亚跑运输，抗战爆发后，响应号召回国援战。直到现在，老人都会这样向人介绍自己的丈夫，“林金烈是支援军”。

对空鸣放的枪

朱一雄幸运地从日军的枪口下逃脱。1943年，他一路逃亡、乞讨到了长汀，并考进了厦门大学，成为中文系一名学生。

1937年底，刚改为国立大学不久的厦门大学，举校迁往长汀（后于1946年底搬回厦门）。现任厦门大学校友总会秘书处副秘书长的石慧霞，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过众多校友，亲历过厦大“长汀岁月”的学生中，江苏江阴人、著名美籍华裔教授朱一雄是其中之一。根据朱一雄的讲述，23岁时，他曾差点毙命在日军的枪口下。

朱一雄未满18岁时就参加了游击队打日本鬼子，在一次战役中，右脚被日军枪手打中被俘。就在要被押送枪毙的前一天晚上，看守他的日本军人觉得无聊，就用铅笔和废纸跟朱一雄笔谈，这个日本军人懂一点中文，看到朱一雄的名字，很是开心，因为他自己的名字最后两个字也叫“一雄”，而且，交谈中，他发现朱一雄和他一样，也酷爱水墨画。这个日本军人给朱一雄松了绑，画了逃跑路线图，告诉朱一雄只管跑，他会在背后对空鸣枪。就这样，朱一雄幸运地从日军的枪口下逃脱。

1943年，他一路逃亡、乞讨到了长汀，并考进了厦门大学，成为中文系一名学生，求学期间，朱一雄显示了他中文、艺术的兴趣爱好和天赋，并充分施展了他的绘画才能。1968年移居美国，他被美国华李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于前年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