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宗洲在南安市英都镇广播电视大厦的办公室望出去，闽南红砖建筑尽收眼底，古迹山一片苍翠。这座办公室奉行极简主义，没有多余的装饰，满墙挂着他此前从北极拍回来的照片。他正在埋头整理今年8月从非洲拍回来的照片，800G的数量不是个小数目。“别人都是先喜欢我的作品，再喜欢我的人。”他说这话时的口气，似乎是在自我解嘲，又透着几分自鸣得意。

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停地自我更新的人”。他涉足过水暖、无线电、电子贸易等多个行业。他以前戴金丝边眼镜，留小胡子，手不离烟，只穿灰、黑、深蓝三个颜色的衣服。到不惑之年，他把自己“更新”成一个摄影家，摘了眼镜，刮了胡须，戒了烟，一门心思行走，眼见了50多个国家。

洪宗洲说，相机给了他另一双看世界的眼睛。如今他把自己以前所做的实业，大都卖了出去，只留少许股份，够自己分红养老。而从实业中“退休”出来的生活，因为摄影，变得更加忙碌，他随时翻着世界地图，盘算着下一步要往哪里走。

狂妄的青春

“无论如何你都得继续念书，总不能一辈子淘煤渣吧，学一门手艺养活家人才是正途。”1984年6月，一个同学的叔叔搂着洪宗洲的肩膀谆谆嘱咐。那一年，洪宗洲14岁，刚初中三年级，已经在当地一家水暖厂淘了一年多的煤渣。

一年前，家庭变故带来的生活窘迫，逼着洪宗洲不得不“斤斤计较”。小小年纪的他发现，把水暖厂丢弃的煤渣用水淘洗后，煤渣里的铜屑会往下沉，而工厂会以一元一斤的价格回收铜。他就等放学后，一担担地把煤渣挑回家。他后来又当起了中介，先发动同学去淘，再以8毛一斤的价钱收购，赚2毛差价。卖掉铜之前，没现钱给同学，他就用刀在橡皮擦的一面刻上“一斤”字样，另一面刻上“半斤”字样，涂层墨水，印在纸上，“宗洲票据”就这样诞生了，这是洪宗洲儿时最得意的创意。他把淘煤渣赚来的钱用来交学费，余下交给母亲补贴家用。

在水暖厂打了一年工后，15岁的他从工厂买了个旧机床，又从邻居家借电，开始在家生产阀门配件。

冬天，英都镇的温度徘徊在零摄氏度上下，那年的雨下个没完。他接到一个四川的订单，当时只有周四有一趟入川的火车货运车厢，为了让货如期到达四川，他必须通宵赶货。机床工作久了会发烫，暖烘烘的热气晕染着冷空气，让机床前的他直犯困。他就转身跑进雨里，淋个透湿，打个激灵，清醒不少。“19岁之前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一路狂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只要有钱挣就行。”

在那花200元买辆凤凰牌自行车都得找关系的年代，18岁的他买回一辆红色摩托车，只要瞧见前面有人，就把喇叭按得“震天”响，“按喇叭的意思是，我不认识你，但你得认识我呀！”

这年，在周围工厂都实行产品包销的年代，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拒绝和包销商继续合作，直接和客户做买卖。

“省去包销方分成，卖的钱除去成本路费都是我的。”他买了张从厦门到虹桥机场的机票，单枪匹马来到上海，挨家挨户开始推销产品。别人觉得他的阀门质量不够，拒绝他。他就转道，听说江苏南通在进行自来水管道改造，连夜坐车到南通，找到自来水厂继续推销，还是碰壁。

十几车阀门就堆放在当地仓库，他眼睁睁看着昔日的宝贝就这样变成一堆废铜烂铁，坐在地上抱着阀门哭了一夜。第二天，他低价叫卖处理掉少量产品，勉强凑够回家的车票。

回到英都，他关了厂，欠下30多万元外债。每天，家里都会坐着几个催债的人，他出门时，路上会突然窜出一个讨债的人。他现年70多岁的母亲回忆道：“当时我们俩抱着头哭，哭完生活还得继续。”

与梦想有关

憋在家里的洪宗洲，翻找书籍开始自学电路。那时候，整个镇子电视信号十分弱。只有晚上，才能勉强收到中央电视台和泉州电视台两个台的节目。瞅着电视机里影影绰绰的人影，他嗅到一个商机——有没有办法强化电视信号，让乡亲们看到更多节目呢？

他拿自家电视做试验，没多久，他自制的电视天线就能让家里看上清晰的电视。经过乡亲口口相传，附近村民都上门找他装电视天线。白天，他在家组装好天线，下午4点多出门。晚上，他把组装好的天线捆在摩托车后面，按照登记的地址上门安装。“小生意”又火了，两年下来，他彻底还清了债务。

也是那一年，他觉得自己像换了一个人。“19岁那年我学会做事要小心谨慎，孤勇未必是好事。”

上世纪90年代，全国刮起电子贸易热，当泉州的厂商经营对讲机、大哥大时，他另辟蹊径，以经营卫星电视器材为主，生意做得顺风顺水，迅速积累了大量财富，开始在泉州、厦门购置房产。

1993年，英都镇政府因为经费缺乏，还没有电视台。他投资1000万购进设备，提供自家楼房，改装成工作站，雇了20个工作人员，将“电视台”成立起来。整个广电网络的设计、施工、安装，都由洪宗洲一手完成，开通信号后，他一个人兼任台长、编导等多个角色，奔走在各种“采访”现场，当地乡亲们亲切地称其为“宗洲台”。

1995年，洪宗洲被福建省人事厅破格评为电子工程师。同年，他投资支持建起7层高的广播电视大厦。

2003年，南安市广播电视局将“电视台”收归管理，补给洪宗洲100多万。本着回馈乡亲的初衷，洪宗洲走进母校南安三中，迈入校长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学校现在缺什么？”

校长看看窗外的空地，犹豫地说：“缺个艺术馆。”

“好，那我捐100万，建个艺术馆。”

艺术馆建成后，他婉拒了“宗洲艺术馆”命名建议，坚持使用“南广艺术馆”的名字。他用这个名字纪念自己最早接触梦想的“电视台”岁月，那一年，他第一次带着使命感，扛起了摄像机。

人生下一站

2011年5月，他拖着一只蓝色旅行箱，斜挎着相机，像许多菜鸟级的驴友一样，踏上了去马尔代夫的旅程。这是他第一次为了照相，选择出国游。

后来他越走越熟练，50多个国家走下来，他养成一个习惯，远行前绝不提前做攻略，“对于将要去的地方，了解太多，反而没意思。不了解的话，说不定前面有惊喜等着你”。

最近一次，是今年8月刚结束的非洲之旅。这是他第5次去非洲。在他眼里，“无论是自然景观，还是人文景观，非洲都是一个不错的拍照取景地”。7、8月份，南半球正值冬季，南非比邻斯堡野生动物园内草木枯黄，他端着相机，明目张胆地站在距离猎豹仅几米远，“啪啪啪”地按快门。回来以后再说起那一瞬，他自己都觉得后怕，“想想当时的确挺吓人，我怎么那么有胆，当时只想着拍照了，可我觉得值”。

“我带过的团里，像他这样有爱心又执著摄影的人挺少见的。”

埃塞尔比亚导游李先生说，他从业2年，带了不少高端消费团，也有很多爱摄影的老板们。他们坐在一起，张口谈的都是在国内坐什么等级车、生意遍布哪里哪里，可看见黑人小乞丐，他们的表情都是一样的——满眼嫌弃。“但洪宗洲不一样，他从不谈他的生意，只聊摄影，看见乞丐扑上来，他的第一反应是端起相机拍照，拍完了，再分食物给他们。”

“洪宗洲对摄影很有热情，成长也很快。”中国摄影家协会顾问张宇说，他最早听闻洪宗洲是个能人，既是企业家，又是摄影家。第一次登门拜访时，发现洪宗洲很随和，不在乎那些名头，“他就是个活力四射的人。”张宇邀请他加入摄影家协会，一晃四年过去，“没想到进步这么大。既办了展览，又出了画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