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海都记者 郭大路

在闽文化中，南宋朱熹是理所当然的第一号人物。

公元1315年（即元仁宗延祐二年），元朝开科取士，按诏实行新考试制度，即以朱熹集注的《四书》为所有参试者的标准用书。

这一制度被明清两朝沿袭，在中国，近600年间，“天下之学，皆朱子之书”。

这只是朱子学中的极小部分。如钱穆先生所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

对于“闽文化一号”朱熹，福建人，你真的了解吗？

英国

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自然学家。”英国哲学家罗素说：“朱熹曾建立起一个比欧洲任何思想都较接近于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

美国

1967年以后，朱熹的《近思录》、《四书集注》、《朱文公文集》和《朱子语类》在美渐有英译本。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夏威夷大学等都设有攻读朱子学博士课程。

法国

1687年，《西文四书直解》（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一书在巴黎出版。

意大利

1593年，意大利人罗明坚在欧洲出版了《大学》的片断翻译，这是四书首次被译成欧洲语言。

1662年，在江西的建昌出现了拉丁文的《大学》全部及《论语》的部分译本，冠以Sapientia Sinica的书名，意为“中国的智慧”。

新加坡

新加坡开埠（1819年）以后，侨居华人自办学堂，以朱熹《四书集注》作为教材，传授朱子学。1982年以后，新加坡政府成立东亚哲学研究所，对朱子学进行深入研究。

比利时

1711年，比利时人卫方济完成四书的全译，该书在布拉格出版。卫氏译本包括朱熹的《小学》。

德国

1837年，德国学者K.F.Neumann在著名的《历史神学杂志》上发表长达88页的对朱熹理气思想的德文译介成果。他认为：“朱熹乃是中国的亚里士多德，他的著述是他的时代与他的民族之信念与知识的集大成者。”

朱熹理学自13世纪先后传入朝鲜、日本和越南，先后成为这些国家的官方哲学。他的思想在15世纪影响朝鲜，16世纪影响日本，17世纪引起欧洲的注意。朱熹在世界上的影响将越来越大。欢迎研究者跟帖、补充，添加标示。

高丽

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初，朱子学传入高丽。十六世纪朝鲜朱子学集大成者李滉，因创立退溪学派，被公认为儒学泰斗。当今1000元韩元钞票上，印的就是他的头像。

日本

镰仓幕府（1192—1333年）初期，朱子学传入日本。日本学者林罗山推动朱子学，成为德川时代“官学”。山崎闇斋视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明伦之要，使之成为日本中世以来武士献身的道德。

越南

陈朝时期（1225—1400年），朱子学传入越南，儒学逐渐取得主导地位；19世纪开始，越南科举考试，朱熹的《四书集注》等成了指定用书。

壹 生于尤溪

1130年秋天，33岁的青年干部、前政和县尉朱松，在福建尤溪给徽州婺源老家的岳父写了一封平安信：

松奉娘子幸安。小五娘九月十五日免娠。生男子，幸皆安乐……

他在信中告诉岳父，从去年十二月起，他一直在逃难的路上。先是因为贼寇，一家人从建州走到政和，后来又因为叛兵之乱，坐船去南平，来到尤溪——虽然不免流离失所的感慨，但相比外面兵灾连天的世界，这些，都不过是大混乱中的小挫折。至少，家人都平安；而寓所中的衣物书籍，也没有什么损失。回想数年前，他典当了百余亩祖田和整幢老屋，带着父母妻子兄弟举家迁到福建，虽属无奈之举，但他选择的，已算是中国最安乐的一片土地了。

他甚至比当时的宋朝皇帝更为幸运。北宋老皇帝徽宗与钦宗早三年被掳到金国，受尽屈辱；南宋新皇帝高宗在去年三月，一度被苗傅和刘正彦逼迫让位。平定内乱才数月，金兵大举南侵，连破抚州、健康、临安、越州，高宗不得不逃到海上。这位逃难的皇帝在失去父亲和兄长之后，又丢失了三名幼小的女儿。同时逃难的李清照也在那时得到了丈夫赵明诚的死讯。而就在朱松写信的这个九月，张浚的军队在陕西富平与金人交手，吃了前所未有的大败战，幸亏名将刘子羽屯兵守住了后方。前往议和的秦桧，则从金人营账中狼狈逃归临安。

此时，朱松的妻子祝五娘怀抱着初生的第三个儿子，一家人借住在尤溪朋友郑德与父亲郑安道的家中，总算得到了暂时的平静。

贰 朱家为什么选择福建

那些年，像朱松一样选择入闽的士人不在少数。在北宋末年，福建本有100多万户人口，而在南宋初年，福建人口突然多了30多万户——都是从中原举族南迁的中原士子。战乱的北方民不聊生，南方福建却不断崛起新的城市。彼时八闽大地的农业虽然不算发达，手工业却闻名于世，泉州、福州的陶窑，正在为海外诸国制造定货，福建水运发达，海港近往长江流域与北方口岸，远与东亚、南亚、西亚诸国相通。江西、浙江的瓷器与丝绸，都通过福建港口行销世界。那时的福州、泉州和朱松这时所在的建州（在今建瓯、寿宁等一带），都刚刚跻身为中国的二线城市。建州一年可以生产20万贯铜钱，而朝廷每年在闽北可以购取27万两白银。而建阳，则是纸张的生产和出版中心。这样的福建，在南宋时期吸引了大批优秀的人才。

在写完平安信之后的十年中，朱松做过泉州石井的税监，又被朝廷征召入都，但宦途并不得意。1140年，他因为与主战派联名上奏反对向金称臣纳贡，被秦桧放逐。至于家庭，他经历了母亲病故与两个儿子夭折的痛苦。朱松给仅存的幼子取名“熹”，这个字，兼有光明与炽热的含意。对他来说，儿子是照亮人生的太阳。他把生命最后几年的精力都放在教育儿子上面——儿子四岁那年就让他刮目相看，有一天，他对小小的儿子说：“看，那是天。”四岁的儿子竟然追问：“天的上面，是什么？”

这么早就表现出超卓的思维能力，朱松对儿子简直是激赏——第二年，朱松就把儿子送入书塾。只要在家，朱松就亲自课子读书，如果政事不那么繁忙，朱松就把儿子带到都城临安，尽量接触学者名家。朱熹因此8岁读《孝经》，9岁得到机会，在著名学者程颐的大弟子尹焞（tūn）处抄写《论语解》，12岁读完《四书》，13岁攻读《五经》。

1143年，朱松在47岁上去世，他最舍不下的，是14岁的儿子。临死前，他把儿子托付给了崇安的朋友圈。在他咽下最后一口气时，他仍然满心望子成龙，而他并没有想到，儿子的成就远远超出了他生前的预期，照亮了整个人类的文明。800年后，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如此评价他的儿子：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瞻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可与伦比。

朱熹当然也没有想到，他创立的闽学，将使福建在世界文明史中获得巨大殊荣。1999年，武夷山自然和文化成功申请“双世遗”，“文化申遗”得以成功，就是因为朱熹。

叁 在武夷山成人成家

朱松留给儿子的最大遗产，是他的朋友圈。最重要的朋友，是上文提到过的抗金名将刘子羽。1143年，刘子羽已经结束了戎马生涯，归隐崇安（今武夷山市）五夫，将14岁的朱熹连同母妹一同搬到自己附近，给母子三人修建了一座五开间的楼房——这就是后来的“紫阳楼”。这一年朱熹生日，刘子羽在自己的家祠中摆宴庆祝，当众宣布收朱熹为义子。而他的弟弟刘子翚（huī），则成为朱熹的“五夫三先生”之一，朱熹一生所用的表字“元晦”，即由刘子翚所取，刘子翚告诉朱熹，“木晦于根，春容晔敷；人晦于身，神明内腴”。

“五夫三先生”属于当时有点名气的学术小团体，叫“刘胡学派”，所传的是程颐程颢至杨时一派的儒学。“三先生”另外两位是刘勉之与胡宪，学问都不错。朱松的身后事，由刘勉之主持处理。刘勉之的岳丈是个富翁，没有儿子，想把遗产留给女儿女婿，刘勉之反对说，还是留给刘氏家族吧，族人能够按时祭祀就好。刘勉之把朱熹当自己子侄来教育，后来又作主，将爱女刘清四嫁给了年满18岁的朱熹。

但我们能看到少年朱熹在五夫的生活，接连经受了数次打击：1146年刘子羽病故，1147年刘子翚逝世，1149年再失恩师兼岳父刘勉之。朱熹在成年后回忆说，“某年十四五岁时，便觉得（读书）这物事是好底物事，心便爱了，某不敢自昧，实以铢累寸积而得之。”读书的力量，能够使他“神明内腴”，帮助他对抗死亡带来的悲伤。

三先生教学的初步成果，首先体现在科举考试上。1147年，朱熹参加了建州府的州考，文章得到主考官蔡兹的赏识。蔡兹表扬这位青年“三篇策皆欲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1148年，新婚三月的朱熹赴临安参加了礼部考试，成绩勉强过关，不过是五甲第90名，赐同进士出身。要得到国家分配的管理位置，还要再参加铨试。

五夫三先生中寿命最长的胡宪，此时将湖湘派的胡宏和张栻介绍给初出道的朱熹，让他踏进自己的学术人脉圈子——张栻的父亲，正是上文中所说的名将张浚。张栻与朱熹年龄相当，后来成为湖湘学派集大成者，与朱熹、吕祖谦合称“东南三贤”。这是朱熹最早的朋友圈与学术圈。

肆 朱熹承继的精神世界

当然，人们或有疑问：朱松如此得力的朋友圈，是偶然的运气吗？回答是，不。这是宋代士人的常态。

《宋史》卷三《太祖本纪·赞》如此评价：三代而降，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无让焉。

《宋史》的主编，是蒙古人脱脱、元朝的丞相。他收入《宋史》总裁官欧阳玄这句赞美，正代表了元代儒家对于宋代的共同评价。有宋一代，读书人得到赵宋王朝的尊重和爱护，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

宋太祖赵匡胤当政之初，便在太庙寝殿立下誓碑，其中一句誓言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士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即便在1127年，宋徽宗被掳金营备受侮辱虐待时，还在偷偷托送回南方的御衣原书上，交代高宗“艺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不杀大臣及言事者，违者不详”。

宋代的大臣，多来自科举出身的士大夫。北宋初年，科举考试增加了誊写试卷和封订姓名的做法，从阅卷流程上保证了考试公平。而从宋太祖、太宗起，皇帝在国考的殿试时，就常常亲临试场，甚至亲自阅卷，考试时，要“焚香礼进士”“设位供账”；对于状元，“令金吾司给七人导从”，仪式庄严华贵。这样的待遇，几乎是专为“天下寒士”而设置的，985年的春试，宰相李昉儿子、参知政事吕蒙正之堂弟、盐铁使王明的儿子、度支使许仲宣的儿子，考试成绩都不错，但宋太宗却说，你们这些孩子，已经出身权势家族，不应该“与孤寒竞进”，全部取消进士资格。在南宋，1166年国考揭榜，“进士第一”的赵汝愚，因为出身皇族，录用时被降等，没当成状元。

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中，普通家庭出身的士大夫，对于国家的认同和对自身品格的要求，也是空前绝后的，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所以得到共鸣，正因为是士大夫群体的肺腑之言。据《文献通考》的数据，这一群体的人数，从宋太宗即位的976年便开始激增，仅仅到真宗的天禧三年（1019年），44年间增加了9323人。而我们上述提到的朱熹父子及他们的朋友圈，大多都是科举出身。相比唐代进士的“放浪不羁”和品性“浮薄”（陈寅恪语），宋代的进士更有承当天下的责任感。至于尽心照顾和教养如朱熹这样的失怙少年，不过是一件“及人之幼”的平常事。

这样的风范，也正是踏上社会的青年朱熹所向往和愿意仿效的。他谈到范仲淹时说，“且如一个范文正公，自做秀才起便以天下为己任，无一事不理会过。”

伍 初入社会的愤青

1151年3月，朱熹入都参加铨试，正式成为国家公务员。级别是最低的左“迪功郎”，担任泉州同安主簿。当时能够派出主簿到同安，说明这个小县城已经有了千户以上的人口。而朱熹真正到任，是在1153年。

24岁的朱熹干的第一份工作，是为国家催收赋税。在北宋，因为蔡襄等名臣的整饬，福建的田赋只须上缴4%，相比北方的10%，算是很低了。但到了南宋，因为国家对金国用兵，一直在打仗，常年所纳的赋税，达到了北宋时期的三倍。刚从象牙塔走出来的朱熹，就遇到了切实的社会民生问题。

在朱熹到任之前，南宋的税收已经在全国范围推行“经界法”。简单说来，就是重新丈量土地，来确定各家各户的交税额度。朱熹到任同安之前5年（1149年），“经界法”已经由梁克家在福州实行，查出了原有登记数量两倍的垦田。朱熹到同安时，发现“本州不曾经界”，结果造成“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李椿语）的税收瓶颈。这件事情极其难办，因为吞并了土地的财主都很有办法，找登记的乡吏做个手脚，很容易隐藏自家田亩的数目，达到少交税和不交税的目的，于是“富者日益兼并，贫者日以困弱”。除此之外，还要征收“经总制钱”，经制钱是因为北宋平定方腊起义征收的税，结果到南宋还在征收，总制钱是向民间收取卖酒钱、印契钱、头子钱等以充实国库经费的附加税，但这个名目的税收，在南宋，是支撑国库的最重要收入。朱熹写信给财政部（户部侍郎）的钟世民，说经总制钱是“民所不当输，官所不当得”，应当废除——这是困扰整个南宋的经济问题，光是要求废除，就能妥善解决问题吗？

好了，你已经可以想到，朱熹属于职场上比较冲动的愤怒青年，他的看法虽然正确，但这封信，必然被上司置之不理。话说回来，钟世民还是个口碑相当不错的官员，就在朱熹上书希望废除经总制钱的前一年，钟世民人在四川，为四川老百姓减除了百万以上的杂税。但唯独这个经总制钱，虽然名目不正，但一动就影响到国家财政大局，他也只能不吭声。

青年朱熹能够在任上做什么呢？作为官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整顿吏治，用每天“点对佥押”的方式，基本杜绝了下属职员勾结当地土豪作弊瞒税的渠道，完成了本职的追税任务；在同安应城山，他借着“补龙脉”的策划，弄到财政款项，给当地老百姓建造了一道大堤。作为读书人，他整顿县学、招收生徒、建立图书馆，甚至在百忙中抽空，在县学把《论语》二十篇全部讲述了一遍，从同安至泉州，从13岁到50岁的读书人，成了朱熹宣扬二程学说的第一批拥趸。

朱熹在同安呆了4年。同安的老城门上，有朱熹题写的“同民安”，至今还在。

陆 去佛老而读圣贤

1153年朱熹上任前经过南平去拜见父亲朋友李侗时，还是一个时髦的佛学爱好者，大概也小吹了下自己如何用禅学理论来应科举考试，结果轻松过关的趣事——这不奇怪，从北宋太祖赵匡胤开始，宋朝皇帝们都喜欢佛学，大臣之间谈佛说禅十分常见。朱熹父亲的朋友圈，也都好这口。

但人人都觉得有趣的事情，蓦然被李侗毫不客气当头批评禅学是“悬空理会”的不靠谱玩意儿，朱熹“心疑而不服”。李侗说，你啊，学问是只在“日用间著实做工夫处”才能领会！

李侗给朱熹开出的书单，都是儒家“圣贤书”。禅佛玩的是出世，而儒家做的是入世功夫。四年的基层工作，让朱熹发现，佛老的灵性趣味，在现实面前，其实毫无用处。反而是儒学，能够帮助他透视南宋社会的腐败，解决各种工作难题，李侗让他读的“圣贤学问”，李侗所倡导的“践履”，其实就是“让学问到社会实践中去”，这时恰好与朱熹在同安工作的现实思考对接上，做到“知行合一”。如此，朱熹“一日复一日，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却回头看释氏之说，渐渐破绽罅漏百出”。

在卸任之后的1157年春天，朱熹回到武夷山下紫阳楼，编写了《牧斋净稿》，是怀念佛门老师道谦的文集，也是他对佛老时期的告别之作。

这部书完成之后，朱熹步行百里，正式拜李侗为师，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朱熹儒学专业的“研究生”时期，李侗不擅长口头说教，两人就约定了用书信方式来授课，所谓授课，其实多数是李侗为朱熹答疑解惑。

这段时期，帮助他了解“圣贤学说”的，还有北宋时上蔡谢良佐的《上蔡语录》和《论语解》。谢良佐是程颢、程颐嫡传弟子，与游酢、吕大临、杨时号为“程门四先生”。

二十年后，朱熹说到自己当年读谢良佐著作方法时说：看第一遍，是用红笔画出谢良佐与自己观点互相印证之处；第二遍笔记，用的是粉笔，第三遍，用的是墨笔。研读几次之后，发现最后的看法与最初的全然不同了。

痛下苦功之后，朱熹真正接触到周敦颐与程颐、程颢的哲学观，并且提出了“理一分殊”。

所谓的“理”，指的应该就是宇宙本来的秩序，“未有天地之先，毕竟只有理在那里”——一个世纪以后，欧洲的意大利半岛才有相似的说法，托马斯·阿奎那用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论证上帝的存在，认为上帝的存在是“最高的第一真理”，是一切现存事物的“总形式”和“终极目的”；

但阿奎那的说法，还披着神学的外衣，直到17世纪，斯宾诺莎学派才提出了接近的“自然神”论，而由黑格尔完成“理性的神学”。应该说，朱熹的哲学观，走在欧洲人之前500年。

至于“分殊”，说的是宇宙永恒的规律，在不同的具体事物中，有不同的表现，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分别对待。

朱熹在30岁第一次编校的《谢上蔡语录后序》和《论语集解》，大概相当于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但在后半生，他从来没有停止对自己的所学、对各类经典重新判断，“穷了这一个理，又穷那一个理”，不断格物穷理、追索事物本真的精神，在儒家学者中，极为罕见。

柒 权力世界碰壁

李侗自己不爱做官，但他接下来的安排，却是让朱熹到权力世界去闯一闯，看看有没有可能在更高层面上，实践理学的社会功能。说白了，就是想办法影响掌握最高权力的皇帝，来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1162年6月，宋高宗禅位，由新皇帝宋孝宗继位。这当然是寻求与权力合作的最佳时机。

与皇权合作来实现社会理想，在北宋，已经有过很成功的“君臣遇合”的例子，这就是王安石与宋神宗。

我们上文说过“士以天下为己任”，其实是“精英群体治国”的社会理想模式。这并非像后世所误解的“忠君”，一切听从皇帝指令，而是与皇帝一起，使用自己的主张，来与皇帝“同治天下”。

从程颐、程颢开始，就认为中国应该实行“虚君”的做法：皇帝虽然掌握最高权力，但只应该作为国家象征和道德表率，不插手实际事务。国家事务全部交给宰相，组织人马进行管理。宰相则接受“台谏”的监督。这一套做法，在北宋仁宗在位的42年中，做得最为出色，到神宗即位，王安石能以变法大展怀抱，正是君臣“同治天下”的绝佳范本。无论在北宋还是南宋，希望能得到“王安石机遇”的理学家不在少数，他们都希望自己的治国理论能够得到皇帝的接受认可，从而推行天下。

1161年李侗精心设计让朱熹“上封事”，就是一次接触权力的尝试。机会的制造，是由在福州任职的汪应辰，向朝廷大佬公开举荐朱熹，让他得以向宋孝宗当面奏事。

汪应辰和朱熹有点亲戚关系，他是1135年的状元，在建瓯和福州都做过官，是朱熹的从表叔，一度跟从过朱熹老师胡宪的父亲胡安国，与朱熹的朋友吕祖谦、张栻也都是朋友。汪应辰两次写信给担任书吏部侍郎的陈俊卿推荐朱熹。

陈俊卿是莆田人，一度官至相位，而朱熹早在去同安上任前，就已经与他相识且交好，陈俊卿的子孙都拜朱熹为老师。陈俊卿也屡屡向朝廷荐举朱熹。

1163年朱熹赶赴临安（杭州），向孝宗上了三札面奏，希望孝宗正心诚意、收复中原、整顿纲纪。

收复中原这件事，孝宗并不是不想，否则，他也不会在1162年刚刚继位一个多月时，就同意为岳飞昭雪。这些举动显然落在金人眼中，当年十一月，金国遣将攻打大宋。而张浚最为倚重挡风抗金名将刘錡，却偏偏老病忧愤，呕血身死。

1163年二月，南宋逐去曾经趋附秦桧的官员，三月，金国就向南宋要求割地纳贡。四月，张浚仓促出兵，不久却在符离大败。这就是不堪回首的“隆兴北伐”。祸不单行，这一年两浙闹了旱灾又闹蝗灾，江东也跟着闹水灾。

朱熹显然没有王安石的运气，因为老皇帝虽然禅位，却还在宋孝宗背后主导朝政。宋高宗在禅位前，甚至撤销了“招讨司”“宣抚司”这两个抗金机构。朝廷当前关心的，是怎样与金人议和。外患内忧正让宋孝宗焦头烂额，1162年8月7日朱熹上的封事，却在强烈反对议和；1162年朱熹面奏时对他沉迷佛老、任用小人、军事布置作出直言不讳的批评，这怎么可能让宋孝宗即时接受？

南宋的皇帝不能算没有心胸的，忠言虽然逆耳难听，宋孝宗最多是愠怒不言，倒也没有当场翻脸，随手给了朱熹一个“武学博士”的虚位。

这次面奏，让朱熹明白这位新皇帝根本不可能赏识他，而他到主持抗金战事的张浚府中，针对“隆兴北伐”的教训，向张浚献言，提出分兵进取中原的大计，然而张浚的回答是：“某只受一方之命，此时恐不能主之。”

朱熹在临安权力世界两个月的行动，可说是“四处碰壁”。在他心灰意冷辞去武学博士这个鸡肋职位时，又传来了李侗去世的噩耗。

半生将过未有成，痛失良师的朱熹，应该选择怎样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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