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我当时供职的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在福州屏山附近的省农业厅范围内开展考古工作。在南朝到宋代的地层中发现了大量汉代的建筑材料。依据考古工作的规程，出土物要写标签以便区分。所以我就写下了“97FN”的字样（97表示1997年，F表示福州，N表示农业厅）。我的领导，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的林果队长看到后，说我这样写标签不好。因为，我现在是事件的亲历者，一看到这个简写，马上就能明白意思。但是，如果放在历史的长时段来看，以后的人们看到这样的简写，肯定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所以，应该写作“1997福州屏山省农业厅用地遗址”。

当时，我还不太服气，觉得这样写太麻烦。而且我那种简写，在业界也是允许的。但是，在查阅闽越国各种资料的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得诚恳地承认，林果先生是对的。

冶城的地望问题，之所以会成为现在这样一种“罗生门”的局面，很大的原因就是文献记载的不足和过分简略所造成的。

司马迁在《史记·东越列传》中这样写道：“闽越王无诸及越王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邹氏。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司马迁生活的年代，基本和闽越国存在的时代一致，为同时代人写同时代事。他肯定觉得像闽越国的首都东冶在哪，是人所皆知的。但他没有考虑到汉武帝在将闽越国灭国后，下诏“将其民徙处江淮之间”。原闽越国所在区域呈现出所谓“地尽虚”的状态。至少是没有官方管理的状态。

到了班固的时候，他在《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第六十五》中，这样写道：“闽粤王无诸及粤东海王摇，其先皆越王勾践之后也，姓驺氏。秦并天下，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及诸侯畔(叛)秦，无诸、摇率粤归番阳令吴芮，所谓番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时，项羽主命，不王也，以故不佐楚。汉击项籍，无诸、摇帅(率)粤人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粤王，王闽中故地，都冶”。班固的问题在于，他这一段，基本上可以肯定来源于《史记》，可是，他又不好好照抄。其中像“越”改为“粤”，“鄱阳令”改为“番君”还可以说是无伤大雅。但是，把“东冶”改成“冶”，同时却不做任何解释，就为后来的事端埋下了祸根。

由于福州地区在东汉时，设东部侯官。在西晋时期重新设郡，郡城固定在今福州市。而且自此之后至今，福州一直作为福建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以，历代史家都自然地认为，尽管闽越国与东汉特别是与晋朝之间隔着几百年的时光，但以今律古，福州从闽越国时期甚至更早就一直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此，他们在注《史记》和《汉书》的“东冶”、“冶”的时候，认为这两者是一回事，都是指侯官（今福州）。

问题是晋朝人司马彪的《后汉书·郡国志》中出现了一个记载，在介绍会稽郡十四城中无冶县，而有“章安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因为章安故县在今天浙江临海附近。这条记载，让所有天然认为“冶城”在福州的史家们都犯难了。不过，出于保守的天性。他们采取的办法是认为这一条记载出现了错漏。代表性的说法就是宋代史家胡三省说的：“当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东侯官故）冶，闽越地，光武更名’，于文乃足”。经过这样的弥合，总算是让“冶”的地望在福州这一说法得以延续。

可是，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厦门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后于燕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师从著名疑古派大师顾颉刚先生，按辈分应该算是我太师公的叶国庆先生不干了。他认为没有理由说《后汉书》的记载有错漏。从这一前提出发，他论证“冶”和“东冶”不是一回事，但这两者都位于浙江。他甚至还提出，一直到汉代，福建的情况不可知。当时所谓的“闽”是在浙江，顶多是浙江及福建北部。

叶先生的这一说法，当时引起一片哗然。其后，著名的秦汉史家劳干先生专门撰文做了回应。劳先生的文章里，最有力的论证包括：一、在《会稽会典》中，汉末人朱育就同时谈到了冶和章安，可以确实章安和冶不是同一个地方。叶先生只承认晋朝司马彪的记载是正确的，而不肯承认比他更早的证据，是不对的。二、根据各种史实，可以确定“东瓯”在闽越的北面。如果按照叶先生的说法，会出现闽越在东瓯北面的情况。

但是，尽管如此，事实上却是，叶先生并不接受劳先生的观点。而且，继续影响了一部分人坚持“冶”的地望在浙南这一说法。劳先生文章所起到的作用，其实不过是让原来就持“冶”在福州观点的人们信心更足而已。

幻想只从文献的角度来解决“冶”的地望问题，看来是走进了死胡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