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黄丽辉 黄丽源/文 黄清奖 林金目 谢建超/图

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钱穆

我的老家在永春县湖洋镇，新加坡第二任总理吴作栋的故乡，著名的芦柑之乡，闽南水仙茶发祥地。那里群山环抱，放眼皆绿，负氧离子爆表，境内印石山海拔高达998.4米。

这里有个如蓬莱仙境般的村庄，名蓬莱村，被泉州市委市政府授予“泉州美丽乡村”称号。我曾祖父这一支，就源自蓬莱黄氏始祖贵公。

显赫

据蓬莱黄氏宗族2009年编撰的《蓬莱黄氏流书（素德）公家谱》，我们黄家祖先源自河南，沿河南—福州—莆田—永春一线繁衍，直至贵公定居永春湖洋蓬莱。

具体说来，黄氏肇自轩辕，远祖陆终公之次子惠连封邑黄国（今河南潢川县），以国为姓，赐名黄云，为黄氏得姓始祖（一说伯益为黄氏始祖）。西晋永嘉末年，中原战乱，云公八十三世孙元方公由河南光州固始入闽，任晋安太守，居福州黄巷，为开闽黄氏始祖。九十五世孙岸公，历任徐州牧、桂州刺史，于唐至德元年（公元756年）由侯官迁居莆田涵江黄巷，为黄氏入莆始祖。岸公十二世孙大任公携子琮公，于宋淳祐年间由莆入永，为永春黄氏始祖。其时或乔寓桃源，或暂归涵江，至十七世孙瑀公及其子贵公始隶籍湖洋，定居蓬莱。贵公为湖洋蓬莱黄氏始祖。

贵公十四世孙流书（素德公）迁居湖城村立路头，新起大厝，名曰朝阳堂。那厝是典型的“皇宫起”，十间张大厝外加护厝共24间房，家族显赫可见一斑。如今，朝阳堂正厅敬奉的就是素德公。素德公有十五个重孙，其中重孙克招在朝阳堂附近新建了十间张大厝，称拱凤堂。

没落

我曾祖父名垂地，是克招的五世孙（贵公二十一世孙），他住的就是拱凤堂。我就是在拱凤堂出生的，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

曾祖父育有六子，本来可以枝繁叶茂的，却只有我爷爷这支单传下来。长子启火因病早疫，二子不知所终，三子声交就是我爷爷，四子水、六子财分别被过继到同乡的尾寮和白溪，五子名号不详，且不知被过继到何处。曾祖父为何要把那么多个儿子过继给别人呢？据说是因为穷。

素德公能起好大的厝，但到曾祖父这代却家道败落，连孩子都养不活，除却个人因素，应该与时局有很大的关系。素德公及其后几代人处于康乾盛世，而我曾祖父处于列强入侵的光绪年间，清政府腐败无能，局势动荡不安，民不聊生。

潦倒

我爷爷生于1910年，38岁才生了我父亲。所以我出生时，爷爷已过花甲之年。自我懂事起，爷爷的头发都是白的，满口只剩一颗门牙。

解放前，爷爷在社会上混饭吃。他先后娶过两个老婆。大老婆育有二女，因为家庭无以为生，她抛下女儿改嫁到隔壁的德化县。两个女儿早早就被送到同乡的坂头村和尾寮村当童养媳，后来分别嫁到德化县白石村和仙游县官路尾。

爷爷娶的第二个老婆郭森，就是我奶奶。她原嫁蓬莱，因丈夫被抓壮丁多年未归，便带着一个女儿改嫁到爷爷家，生下一子一女，即我父亲清奖（1947年出生）和姑姑玉珠。再婚后，爷爷依然如故，奶奶不堪生活重负，在我父亲七岁时改嫁到仙溪。这下，家庭生活更加艰难了，可怜父亲小小年纪就要受很多苦。

幸运的是，爷爷自己能识文断字，所以我父亲得以进入学校读书。家里穷交不起学费，是好心的小学班主任林文远帮了他，初中的学费则是奶奶交的。1960年，中国经济处于困难时期，父亲刚上初中，学校离家将近三公里，他天天走砂土路往返。因为没鞋穿，即使是大冬天，他也是赤脚踩过木板架成的苏庄桥，落满冰冷白霜的木板桥上留下一个个脚印。放学回来，灶是冷的，锅是空的，家里如果有粮食，就自己煮，没有的话，只好去借。

父亲成绩不错，1963年升入高中，这在当地的穷苦家庭并不多见。不过，永春一中离家将近三十公里，那时候每周要上学五天半，他周六下午走路回家，周天下午带上米和菜走路去学校，每周要在路上耗一天时间。这样的生活只过了一个学期，他就因为没有粮食而辍学了。

高冷

1969年父亲结婚前，250元聘金还没有着落。爷爷就去找大女儿——嫁到白石村的姑姑要，姑姑慷慨地拿出30块钱，要知道，当时在供销社上班的人，月工资只有二三十元。回到家，他掏出20块钱给儿子办婚事，另外10元说要留着自己花。父亲只好五元十元地向二十多个人借，但到结婚前一天，聘金还有50元的缺口，外公因此很不开心。对此，爷爷置身事外。

在我记忆中，我家屋檐下总摆着一张长长的竹躺椅，爷爷每天都躺在上面，架起二郎腿，抱着一本厚厚的《水浒传》，好像永远也看不完。我们没有饭吃，猪嗷嗷乱叫，鸡到处飞蹿……他都视若无睹。爷爷脾气不好，很会骂人，小时候我们很怕他。看到我们从稀粥里捞锅底的饭粒、在锅边沥掉米汤的动作，他就讥讽我们是：关公巡城，半壁歇息。这样的话用闽南话讲出来，再配上他那鄙夷的神态，简直是一种羞辱。但不可否认，他很有古代读书人那种孤傲和清高的气质，用现在的话说是：高冷。

爷爷1990年去世，享年80岁。虽然他一生没有创什么业，记忆中也是骂我居多，但我在福州接到他离世的消息时，还是哭得很伤心。想起我回家时给他带沙琪玛时他那个高兴劲，我就后悔放假回去时没有多给他带一些。

自强

童年的不幸遭遇培养了父亲自强不息的性格和毅力，也使他明白：凡事只能靠自己。

生下大姐后，父母亲盼着能生个儿子，没想到我还是个女儿。在上世纪70年代的闽南农村，没有男孩意味着没人传宗接代，所以他们接着生。接连生下五个女儿后，终于有了个宝贝儿子。

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家就是九口人的大家庭。父母亲两个人要养六个子女和一个老人，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曾有亲戚要抱养我和四妹，或者想用儿子跟他们换女儿，还有人想买走五妹，都被他们拒绝了，他们要自己养活孩子。

自我懂事起，他们天天都在起早贪黑地劳作。他们耕种几分薄田，打理几块菜地，养猪养鸡养鸭，为全家人提供粮食、蔬菜和肉蛋。吃的问题勉强解决了，但购买日用品、孩子读书都要花钱，他们便利用农闲时种芦柑、种茶叶、做手工。

母亲从娘家带来了编畚箕的手艺，后来他们把这项手艺拓展开，编起竹席——不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竹凉席，而是用宽宽薄薄软软的篾条编成的，用于搭建简易帐篷，或者作简易房的隔墙。他们不但自己干，还把孩子全教会，之后，他们就只负责把竹子加工成蔑条，编竹席的工作全部由我们完成。从念小学起，我们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编竹席。为了降低买竹子的成本，父母亲经常天不亮就步行到德化县大溪村扛竹子。那时候没有钟表，他们不知道是几点出的门，走到10公里外的目的地时天还没亮。两三根十厘米粗的竹子捆在一起，重逾百斤，他们就这样一人一捆扛着走回来。母亲虽是女流，干起活来却巾帼不让须眉，她以她的坚毅和隐忍默默劳作，与父亲并肩撑起这个家。

到竹席销路不畅的时候，父亲花90多块钱买了一辆人力板车，靠着帮人拉货和出租板车挣钱。他经常到离家十几公里远的印石山帮人拉地瓜。山路陡峭，弯道急，拉着1800斤的货下山，这么危险的活儿，每百斤运费只有三角钱。有段时间供销社拆迁，父亲便推着板车揽生意，出租板车的租金和人的工钱是一样的，一天一块二。在这样的艰难中，我家6个孩子，没有一个因为经济原因辍学。

创业

靠着吃苦耐劳，欠外公的50元聘金很快就还清了。1977年，父母亲盖起一栋两层小楼，楼上楼下共四房二厅。这是父母第一次起厝，楼不大，但已足够邻居们刮目相看了。

1984年，父亲看好茶叶生产的前景，用积攒下来的钱购置了制茶机器，在旧厝办起了茶叶加工厂，还聘了几个人。那段日子很辛苦，机械要24小时运转，父母亲经常通宵达旦地劳作，彻夜未眠。再后来，父亲瞅准时机，做起销售茶叶和芦柑的生意。

1994年，父亲有事来福州，母亲做主，买下湖洋最繁华的丁字街东路的一块地，开始了这辈子的第二次起厝。这回盖的房子是砖砌的，四层将近三百平方米。房子沿街一侧是店面，背街一侧在学校门口，也可以作店面。此后，母亲便在校门口当起小老板，卖文具和零食，炸些春卷、油条。母亲从不偷工减料，也不用不好的油和米面，她说农村人就讲个实诚。如今，我家小子还在怀念外婆炸的春卷，他说：“一个个都是鼓鼓的，很好吃。”

2004年，小弟毕业后在福州工作，父母亲动用多年的积蓄，在福州新店买下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这已经是第三次“起厝”了。

转身

如今，我们兄弟姐妹三个在福州，三个在永春，且创造了一个家庭走出4位教师的佳话。留在老家村里的父亲，在乡亲们眼中颇有威望。每年春节，家里热闹非凡，二十口人济济一堂，年近古稀的父母，总是忙并快乐着——他们是该自豪的，正是他们的自强与自立，苦干、能干加巧干，才扭转了家族没落的局面，使我们——贵公二十四世孙，能顺利地转过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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