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爱

2008年5月17日，锋姐离家出走，她急于走出自己的不幸。口袋里揣着靠卖野菜两个月积攒的400多块钱，她搭上了长途大巴奔向浙江温岭那座遥远的城市，那里有她的姐姐。

锋姐1984年出生在湖北咸丰县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天生残疾，因为家里只生了两个女儿，父亲给她取了一个很男性化的名字，里面有一“锋”字。锋姐小学二年级还没有读完就辍学在家，12岁开始跟着父母务农，奶奶是最疼爱她的亲人。

18岁那年，经人介绍，锋姐认识了大她9岁的阿文，交往半年后，领证、结婚、办酒席，一切顺理成章。两年后，锋姐先后为家里生下一男一女。这份感情，虽然曾遭到父亲的反对，但锋姐至今认为“我们两人的感情挺不错，家里什么都有”。

但什么都不缺的生活，后来因为公公的“不良企图”变得艰难起来，这让锋姐无法忍受。她也曾多次向丈夫诉说，但均被阿文以“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反驳。

在夫家的遭遇，锋姐不指望娘家能出面，“因为家里是爸爸做主，爸爸很凶，我不敢跟爸爸说，只跟妈妈和姐姐提过一次，但也没用”，姐姐还反骂她，“你怎么会这样子，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不是丢死人了吗”？只有至爱的奶奶对她说：“那你该怎么办啊？要不你把这婚离了吧！”

她于是决心要离开这个家，并开始攒路费：在山上挖野菜、野葱，“挖了两个多月，每斤可以卖1~2元钱，前后攒了400多块钱”。

从湖北咸丰到浙江温岭，班车在路上的时间是20个小时，锋姐至今记得非常清楚，那次逃离几乎拼尽了她所有的勇气。

几经周折，锋姐来到石狮。先是找了一份饭馆的工作，每月工资1500元，包吃包住。为了能多赚点钱，她晚上又到服装厂剪线头，“有时剪到晚上10点多，有时到晚上11点多，每个小时可赚6块钱”。后来，她觉得外面打零工的工资更高些，干脆辞了专门做起剪线头的零工。

“你选我，我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在一起的日子，不管怎么样，不会骂你也不会打你”、“我会赚钱养你的”……这样的甜言蜜语，打动了锋姐，“如果没有他的这些话，我们两个人就不会走到一起”。

锋姐说的这个人，正是她的第二任丈夫杨君。在石狮打工一年多，她希望有个家，有个人可以一起好好过日子，经人介绍，就认识了大她8岁的杨君。

生活向锋姐开了个玩笑：起先，杨君还会出去打零工，有时打鱼，有时到服装厂上班，还能一起分担开销，但后来本性尽露，开始游手好闲、赌博。

“他其实可以挣很多钱的，我们其实也可以过上很好的日子，比如烫衣服、打鱼他都会，出去一趟海就可以赚1000多块钱，但他就是不去做……”

日子越过越窘迫，两人会因生活琐事吵架，常常因为没钱，杨君还常拿她出气，冲着她无名发火。她想有所改变，考虑到杨君已39岁，没有过婚姻也没有小孩，“为他生个小孩，也许就改了”。

但在怀孕两个月的时候，因为5块钱，锋姐又被打了一次。锋姐回忆，当时手里仅有的5块钱是要拿去买菜的，被杨君看见了，就说要拿去赌。“你给我吧，我去赌一把，也许就能赢回来，有可能翻倍，明天就可能有更多钱”。

锋姐一度心灰意冷，一个月后，她决定把小孩给打掉，身边的朋友劝说“好歹也是一条生命”，锋姐这才打消了主意，“总是自己的亲生骨肉，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卖儿

家里最穷的时候，是锋姐第三个孩子临盆的那一天，“我自己积攒下来的钱已耗尽，那天家里只搜出800多块钱”。

那时民间接生婆的市场价是“女孩800元，男孩1000元”，“要是生儿子，连接生婆的钱都不够付”。2011年12月15日，接生婆上门后，发现“子宫不开”，孕妇肚子痛得厉害，担心有生命危险，接生婆引荐她去医院生产。次日，锋姐到了晋江一家医院，做完B超检查后发现，羊水有问题，胎位不正，只能剖腹产。

没钱交住院费，只能等杨君筹钱生孩子，在这过程中，因为情况危机，医生说先把小孩生下来，钱后面再筹。

同样因为没钱，住院期间，锋姐最好的待遇是两个鸡蛋。6天后，她选择出院。在住院期间，除了接生费1000元外，医疗费用前后总共花了4800元。这笔钱，是杨君给远在湖南的父母打电话，父母将家里准备过年杀的猪和稻谷卖了后才凑齐的。

刚开始，因为没有母乳，加上剖腹产身体虚弱，产妇还需卧床休息，就让杨君帮忙，但因为睡不好觉，在调奶粉的时候，他喋喋不休，冲着锋姐发脾气。

在锋姐看来，杨君并没有因为儿子的到来发生改变，吵架依然是家常便饭，吵得凶的时候，“他还会叫我走，说有你不多，没你不少，他说小孩他不要，要我带走，送人也好，他说他自己都养不活，怎么会养小孩”。

2013年1月4日，实在忍不下去的她再次选择离家出走，“那一天下着雨，我就走了，他抱着小孩，没有拿雨伞，跑到外面，把我追回去，我不回去，他就在我面前下跪，求我回去”。

“我本打算到石狮长途汽车站，乘车离开这个伤心地，后来看到小孩被雨淋到，觉得可怜，于心不忍，只好抱起小孩跟着他回了家”。

有一次，锋姐与邻居郑某聊天，提到自己经常和老公吵架，“老公不想要孩子，我一个女人也养不活，看有没有人能抱养，我将孩子送给人养”。

郑某向警方供述，其有一对在泉州打工的三明老乡，结婚多年，但一直没有生育，想抱养一个。两人一拍即合，三方约定于2013年1月10日在石狮长途汽车站见面，当日，锋姐在杨君不知情的情况下，签订一份49字的协议，买方付款5万元。

签下协议第三天，锋姐一件行李都没带，只身一人逃往广东惠州。在惠州汽车站一家旅馆住下时，得知旅馆正缺清洁工后，她直接留下打工。然而，只在惠州工作了13天，锋姐又返回石狮，她听杨君说要报警，便说自己会去自首。

回到石狮时，已临近春节，杨君说：“牢里日子过得苦，就不要去了，干脆跟我一起回湖南过年”，锋姐认了。

锋姐希望将钱退给人家，在湖南岳阳火车站，她将一张存有3.6万元的卡给了杨君。为了找到孩子，二人在春节前又提前回到石狮并打算报警，杨君劝她到晋江躲一段日子，去外面逃个一两年，到时再一起过。

她并没有按杨君的意思躲在安海，而是想起了在惠州旅馆当清洁工的日子，在她的印象中，那里“工作又轻松，活又好做，工资还不低”。在锋姐到惠州的第二天，杨君报了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