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阿来（著名作家，四川省作协主席，著有《尘埃落定》）

去海边，往福建的海边。那里，海与风有更宽阔的幅面。

离开高原前的某个夜晚，我一个人站在高地上那些四围而来的奇崛地形中间，一半被暗夜淹没，一半被星光照亮，脚下是土层浅薄的旷野，再下面是错落有致的水成岩层（水中物质凝结成的石头）——那是比人类史更长的地理纪年。以千万以亿为单位的地理纪年告诉说，脚下的崎岖旷野，曾经是动荡的海洋。间或，某个岩层的断面上会透露出一点海洋的信息，一块菊花石，或者一枚海螺的化石。但从这化石中已经无从听到什么了。

心生想象

因此，我总向往着要去海上旅行，或者需要不时抵达那种可以张望海洋，听得见海潮鼓涌的地方。

那些有腥膻海风吹拂的地带，和中央高耸、四围无际的陆地大不一样。在那里，陆地只是一个开敞的狭长的地带，濒临着宽广与魅惑的海洋。那里通行另外一组词：信风、洋流、异国、远航——即便是帆已破碎，却未能抵达目的地的远航。那里的陆地也会对海洋采取防守的姿态：用岩岸，用盐沼，用红树林，用长长的防波堤。同时，那里的陆地也向着海洋敞开。在每一条河流的入海口，在那些三角洲上，大陆向着海洋敞开。那是内陆社会以外的另外的壮阔景观：港口，船，潮水，还有灯塔，口音奇异的人群，他们依靠另外的词汇交谈。他们站在陆海的交接线上劳作交谈时，远处，水天相连，浑茫无边。

当飞机越过深陷的内陆时，我昏睡。临近海岸时，我醒来，凭窗俯瞰。曲折的海岸线，孤悬的岛，与大陆藕断丝连的串珠般的群岛，蓝色海洋，用波浪，用沙滩，给每一座岛镶上一道飞珠溅玉的花边。

为海洋而来

事前细读过地图，知道现在机翼下缓缓流向海洋的水流是闽江。在自身造就的小平原上，闽江舒展开了身子，一分为二，造出一个岛，还在岛的两个对岸造出更宽广的土地，让人们在河流即将入海的地方造一座城。这座城叫做福州。然后，再合而为一，流向海洋。而在即将入海的地方，又一分为二，再造出了一个大岛和若干小岛。所有那些迂回曲折，是要造成一些深水区，让向往海洋的人们营建港口和船厂。

在福州城，朋友请茶。茶自武夷山来，那里是闽江源头地区。饮茶的深夜，我想，这时，闽江正浩浩荡荡奔向海洋。在它的入海处，某一处港口，正有一艘大船，解开了粗缆，发动了轮机，正缓缓启航。众多的货物中，有一宗最古老，也最新鲜，还带着初春山林气息的货物，叫做茶。密闭在集装箱里，要随船去往异国，去往他邦。在异邦的另一条河口，某个海港，已经有茶叶抵达，巨兽般的吊车启动，把东方的货物环抱上岸，而某一家高鼻深目的主妇，正在准备合适的桌布与瓷器，来迎接中国的神奇树叶。

这次福建之行，几乎所有的参观项目，都与海洋相关，更准确地说，是与中国人如何走向海洋密切相关。

多元文化相互激发

福船博物馆在福州的三坊七巷。在这里，我们看见了濒海的人类构造船舶的历史。博物馆中还陈列着来自异邦的船舶。我注意到，解说员不断强调，福船采用的是飞鸟的造型，而西方的船舶采用的是鱼的造型。船舶的航行，凭借的是风与水两种动荡的流体。福船那飞鸟展翼般的造型，显得更轻盈，其中既包含对自然之力的充分理解，更体现出中国人审美中一以贯之的飘逸之感。

中国的文化本来是多元的。在大河的上游，高原上游牧的民族，也以马背为舟，席地幕天，即便身处蒙昧，也追求着一种宽广的生活，而在河的下游，向着海洋敞开的三角洲，也哺育出另一种更具冒险精神的文化，激情被未知的宽广所激荡。如果中国一直以这样多元的文化相互激发，而不是日渐以河流中游农耕文明哺育的文化一统天下，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航海人去向远方，往南，是南洋，过了南洋，再往西，是印度洋；航海人去向远方，往东，是台湾，过钓鱼岛等一系列岛屿，是琉球，是更为宽广的太平洋。

有去往远方的，也有来到面前的

当一个族群总是去往远方，远方的族群也会来到你的面前。

在福州城里，就有一处专门招待“远人”的所在：老榕树笼罩的荫凉隔绝了近处大街上喧哗的市声，也庇护着一座古老的建筑——柔远驿（始建于明代，又在清代重建过）。史料上，那个时代，正因有了那些适于远航的福船，明中叶之前，琉球群岛和中国大陆间的交通以直航福州港最为便捷，因此无论朝贡还是通商，往往先在福州港靠岸。于是，在城东南建好廨舍，专供琉球人驻足盘桓，福州民间称之为琉球馆。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在中学课堂上照本宣科过中国历史。那些历史教科书中，有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封建王朝的闭关锁国。其实，那时才是重门深锁后国门初开。我们在意识深处只是从一道门缝中好奇地向外张望，而没有全面地打量自己国家历史更复杂的局面。这种影响，在国人的思维中一直延续至今。

两份清单的揣想

当我在柔远驿改建的博物馆中看到两张记录道光十六年和道光十七年琉球和福州间往来商品的详细清单时，心里“震”了一下。

送到福州港的主要物品有：海带菜一十五万七千余斤；海参二万三千斤；鱼翅七千斤；鲍鱼二万九千余斤；目鱼干五千二百余斤；酱油五千三百斤……输往琉球的物品则更加丰富多样：绒毯三千六百斤；药材二十一万余斤；砂仁八千四百斤；茶叶七万二千斤；粗瓷器，三万五千余斤；沉香，八千三百斤；徽墨八十斤；线香一万一千余斤……

从清单上，可以揣想那个以外邦藩属朝贡，朝廷赏赐为主，民间自发贸易为辅的贸易体制的面貌。也可以从这份清单看到中国以精细的农耕和手工业技术为核心而对周边藩属之国保持的延续了上千年的技术优势。但这时已是道光十七年，大清国正在从其天朝大梦中滑向迟暮之年。

那时，在福州，与琉球的海上贸易还在进行，琉球的使者与商人还出入于柔远驿中。但更大宗的与正在兴起的海上殖民帝国的贸易却被朝廷限定在广州。对欧洲人来说，工业革命后，购买力增加，不但传统的丝绸与瓷器需求更加强劲，新的消费习惯又形成对茶叶的需求。“山雨欲来风满楼”，柔远驿里进出的人们感觉到了风暴的来临吗？中国的中央朝廷感受到了这种危机的迫近吗？那些琉球的朝贡使与商人感到他们最终将像脱离了引力的陨星被更强悍的引力场所虏获吗？

我想，末梢神经总是敏感的，只是，把这些信号传递给中枢的途径已被阻塞，又或者，那个本来拥有多元文化信息来源的中央大脑，早已习惯于接收与处置陆地农耕文明的信息，而将本国文化中本就具备的源于海洋的文明传来的种种信息顽固地屏蔽了。如果没有工业文明的兴起，没有西方列强的次第东来，那么，看看那份清单，就知道，那一切，对于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来说，似乎真的是不需要什么了。

但这时，一个悲情时代正在到来。

开放与贸易 带来的福祉

在福州，很多纪念性的处所，都是温习这段悲情的课堂，但我更愿意重温中国人，至少是东南沿海的中国人频繁而自信地出入于海上的时代。也是在柔远驿，我和当地朋友交谈时，听到了番薯如何进入中国的故事。

在一本叫做《改变历史的贫民美馔》的书上说：最初的欧洲人并没有充分认识这种植物的食用价值，而是被西班牙国王作为观赏植物栽培在花园中。后来他将这开花植物赠送给英格兰国王。这个国王是亨利八世，“也非常喜欢甜薯，却是为了一个终将让他失望且沮丧的理由：他以为这是一种春药。”这个甜薯，就是福建人口中的番薯。陈振龙将番薯从吕宋引种到了家乡福建。

我们还知道，那时番薯的经济价值已经被殖民国家充分认识，所以，陈振龙是靠把番薯藤编织在船上所需的众多的索具中，才避过了出境检查。他经过七昼夜航行回到福州。这时正逢闽中大旱，五谷歉收，陈振龙促其子陈经纶上书福建巡抚金学曾，报告吕宋番薯可以救荒。金巡抚允许试种，当年，试种成功，金巡抚即于次年传令遍植闽境，解决荒年缺粮问题。闽人感激金学曾推广之德，一时间曾将番薯称为金薯。

一个番薯故事，足可让我们体会到开放与贸易带给人民的福祉。

（今年4月一批全国著名作家来福州、泉州采风“海丝”，活动由福建省文联、《人民文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福建省文学院承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