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石真（福州·仓山）

我至今无从判断父母的一生

是幸或不幸

而时代的浪潮，已带走了他们

半个世纪的分分合合——

姑且隐去我父母的姓名吧

作为最小的儿子

作为他们大半生的旁观者

“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钱穆

年轻时，他们相遇

1918年，母亲出生于福州一个败落的官僚家庭。

母亲的祖父曾任北洋政府海军中将，她的父亲也在海军任职。但母亲的祖父早早过世，而她的父亲，又是个纨绔子弟，在家中儿女尚未成年时，便将家产挥霍一空，然后逃离了家庭。好在，母亲的一位叔叔早年留学德国，回国后在政府任职，把侄女接到家中抚养，我母亲才没有沦落到底层。即便如此，在乱世中，母亲也没能受到很好的教育，才念到初中，就因频繁的迁徙而辍学了。

我父亲1911年出生于印尼。我爷爷原是广东梅县的一个贫苦农民。梅县是侨乡，爷爷成年后，自然去了印尼闯荡。没有文化又缺乏技能的爷爷，一开始只能在国外做苦力、当小贩。后来总算开了个小商铺，生活才逐渐好转。

我父亲懂事以后，被送回国内求学。早在求学期间，受时代潮流的影响，父亲便有投身革命的强烈愿望和行为，也因此受到当局的迫害。为了躲避追捕和寻求出路，家里又资助他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东京帝国军政大学留学期间，父亲与一些革命组织和爱国志士始终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很早就加入了民主党派。回到国内以后，他与很多民主人士一样，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了一些职务。

就在这时候，母亲在北京遇到了回国不久的我的父亲，两个新青年从相识到成婚，始终追随婚姻自主、不计门第、自力更生的时代潮流。

尤其是母亲，少女时代，她眼看自己父亲逃离家庭后母亲陷入无边的惶惑与无助，更认识到女性一定要自立、自强，婚后，虽然父亲的收入可以为家庭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但她坚持参加工作。即便在生养多个子女的间隙，也断断续续地担任了好几年小学教师的职务。

时代的考验与家庭的动荡

很快，时代的考验来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一度担任高级职务，母亲也在政府机关参加了工作，不久，父亲成了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研究员”，工资降了5级。再后来，父亲被划为“右派分子”，并且离开了家庭——随后父母就离婚了，我们子女，也都判给母亲抚养。

离婚，当然也是因为两人有了很大的差异。母亲一向要求进步，而父亲却一味地给她泼冷水。例如她积极靠拢党组织，甚至想申请入党，而父亲说她是“白献殷勤”；她真诚要求自我改造，父亲说她是“越改越糟糕”；她响应上级号召，主动报名“下放”锻炼，父亲说她是“自我感觉良好”，等等。总之，母亲积极追随主流，有献身社会的激情，而父亲却很不以为然。因此，母亲认为离婚是必然的选择。可周围的人却不这样理解，这让她很气恼。

唯一让母亲庆幸的，是自己有工作，她更经常地提到自己当年坚持参加工作是对的，说“人总要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没多久，国家进入“困难时期”，母亲又主动响应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精简下放”的号召，坚决要求“离开北京，到基层去”。此时，尽管很多亲友劝她从长考虑，但她把响应号召看作是追求进步和展现个性的不二选择，没有回头。后来组织上考虑我们家庭的实际情况，没让她去农村，只批准她下放到福州市民政局。这，大概又是因为福州是母亲出生地的缘故吧。

离异的家迁往福州

临行前我和兄姐去看望父亲。这时，父亲离家已经三年，而我，作为他最小的儿子，也已经十岁了。

儿时的印象中，父亲平日总是着装整齐，表情严肃，让人难以接近。三年来又陆续听人说他性格孤傲，为人耿介，自视甚高，又不知变通，便无端猜想他应该多少会让自己有些敬畏。可眼前看到的父亲，光着头，在秋风中有些耸肩缩手，冷得瑟缩，或许是因为衣服不合身，个子还显得特别矮小。十岁的我看着陌生的父亲，心中迷茫，感觉有点儿莫名的悲凉。

当时，因为大的两个姐姐已考入大学，母亲是带我们小的四个子女回到福州的。福州没有我们的自有房产，只能借住母亲单位的一间午休宿舍。那是艰苦的“困难时期”，偏偏我们兄妹四个，都是很会吃饭的半大小子，北京带来的东西，很快也就吃尽了。

陋室空空，往往意味着人的离散。哥哥和三姐中学毕业后，唯一的选择是响应政府号召“上山下乡”。可到山区没多久，哥哥就得了肝炎，需回福州疗养。而在母亲单位的集体宿舍，哥哥又觉得住着不踏实，只得重回山区农场。

此时的母亲虽然有些失落，但她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也一直很执着，坚信子女走“党所指引的道路”不会错，并且真诚地认为年轻人经受艰苦生活的锻炼“有好处”。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她的这些想法，一些同事因为对她一直有误解，平日言语中就有些嘲讽和排斥。对我哥哥的牵挂和身处误解之中，母亲开始严重失眠，一度精神崩溃。

随后，便是我与四姐的“上山下乡”和母亲的“下放”，我们全家四散于偏僻的乡村。在艰苦的生活中，母亲仍然坚持自己的信仰，她总告诉我们，她在农村的所作所为（开会、读报、传达“上级精神”和偶尔劳动）都是很有意义的。有一次，她很幸福地对我说：“现在当地组织这样信任我，我真的很感动。——这么多年来，党组织对我终于有了了解！”说到这儿她笑得很灿烂，同时还特别告诫我：“你们都还年轻，千万不要灰心！”

父亲来到福州，与家庭复合

1974年，随“干部下放”政策的调整，母亲又回到福州工作。

1975年，父亲终于来到福州，与家庭复合。这是经过母亲同意的。此时的父亲十分瘦削，头发早已全白，背也驼得愈加厉害。平日只袖手静坐，沉默寡言。偶尔说话，必先深吸一口气。过春节时，大家聚在一起，弄了不少吃食，可父亲怕腹泻，什么菜都不碰，只在白稀饭中调一点盐，还说：“没关系，只要能吃得下饭，慢慢就会好起来。”那年春节，父亲写了不少喜庆的字幅，贴在墙上，压在桌面玻璃板下，多是“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有汉字，也有英文。我这时才记起，父亲早年学过英、日两国语言，且有译著出版，父亲年轻时是很有才华的。

来到福州以后，父亲身体有了起色，头发留长了，衣着得体了。在上世纪80年代，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他恢复了工资，获得离休干部待遇，还更换了住房，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

母亲退休以后，却开始喜欢打麻将，整日呼朋唤友，乐此不疲。

最后的愧疚与安宁

1999年，父亲89岁，病重离世。临终时，他对看护在身边的子女说：“我没能给你们什么帮助……感觉很惭愧。”

在福州的20多年，父亲的生活一直很平静。他从不谈论过去，从不因任何事情去“找人”“求人”，只细心地把自己和母亲的生活照料好。平时看他，都是神态安宁，少有情绪波动，生活十分规律。但我们一直不知道，他内心还怀有这样的愧疚。原来，离开家庭、与母亲离异之后的41年间，对家庭对子女的愧疚始终折磨着他，临终辞世之际，他终于趁着回光返照之际，把埋藏数十年的心里话说出，以求最后的安宁，父亲的心，该有多么不容易啊！

2009年，母亲以91岁高龄也随父亲而去，逝世时她面目如生，很是安详。

□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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