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海都记者 刘淑清 谢明飞 文/图

清朝道光十五年，迄今已有180年。那一年的冬天，从京城而来的一纸《道光敕命》，打破了东南沿海小县城的宁静。诏书中寥寥200余字，却犹如千斤之重。如今，《道光敕命》藏于惠安县档案馆库房之中，伴随着樟木的清香之气妥善保存着。

而你，是不是也一样好奇，跨越了180年，这泛黄的诏书如何而来又颁发给何人呢？

诏书从何而来？

打开层层大门，穿过惠安县档案馆有些幽暗的库房走廊，开启充满樟木香气的箱匣，一份带着岁月痕迹的清朝诏书慢慢铺展开来。

1985年，惠安县档案馆在当年的百崎乡征集到一份清代的官方文书——《道光敕命》。《道光敕命》为绢质诏书，长1.65米，宽0.32米，因岁月的侵蚀，诏书的边缘有些抽丝泛黄。惠安县档案馆工作人员初见它时，它静静躺于小木匣中，高高藏于郭氏宗祠主梁之上。

戴上白色手套，档案馆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把诏书展开，一段180年前的佳话，便呈现于我们面前。诏书内容分别用汉文、满文两种文字竖写，诏书中间加盖方形玺印，卷首织有“奉天敕命”四个篆体字，周边伴有双龙图腾，两头的卷轴已经失存。

诏书原本寥寥200余字，多为嘉奖之词。它跨越了180年，带着岁月的沧桑，从京城一路风尘仆仆，往东南沿海县城而来。

诏书颁予何人？

这份颁发于清道光十五年（1835年）的诏书，记载了什么又是颁发给谁呢？原来，这是当时朝廷颁发给议叙盐运司知事郭金榜父母郭用锡和骆氏的。郭金榜被封为修职佐郎，骆氏被封为八品孺人。

为什么褒奖？诏书中提到“兹尔子遵例急公”，所以推恩封赠郭金榜父母。

“遵例急公”，意思就是急公众之所急，用现代话讲就是热心公益事业。《郭用锡暨骆氏孺人墓志铭》（陈金城撰文）记载：“现实丁亥岁（1827年）邑有城工役，公捐重资以倡。嗣建文峰书院，又踊跃输助，命儿子金榜董其役。大吏胪事状以闻于朝，皆纪实也。”由此可见，当时郭家热心公益事业，不仅捐重资修缮城垣，还捐资兴学修建文峰书院。

惠安县素有“地瘠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传统，对于教育事业的关注和支持，更是丝毫不吝啬。

道光《惠安县续志》卷二《建置志·学校》记载，原螺阳书院地狭隘，屋舍少，不足以开展学业。道光七年（1827年），知县仝卜年倡议民间捐资，县城里的人一下子就输助了一万一千九百余金，选址于县城东门外修建，并改名为文峰书院，道光九年（1829年）竣工。在仝卜年倡议下，参与修建文峰书院名人乡绅贤士可不少，不仅有进士、举人，还有经学家等。

为何盛赞古稀老人？

既然参与上述公益事业的贤人这么多，皇上为什么唯独表彰郭用锡和骆氏呢？

道光丙申年（1836年）夏五月，郭用锡去世，享年72岁。现存史料中，并未有郭氏父子共捐资多少钱的记载。民间传说，郭氏当年是用箩筐往县城挑银子的，其“捐重资”可见一斑。

慷慨解囊需要经济基础，更需要宽广的胸怀。郭用锡是个海商，人生的大半辈子都是与大海打交道。在万里风波中，不惮风险地攒下了家业。虽然家境渐渐殷实，但其一生多行善事，热心公益，并劝解儿孙要好好学习，碌碌无为享温饱是很可耻的事儿。他去世后，陈金城（当地的举人）为他撰写墓志铭并评价道，像他这样的大义之人，“诚今世之所稀”。既然是世上少有的好人，其故事又怎能不传到皇上的耳畔，并获嘉奖呢？

褒奖诏书颁发时为1835年，但相隔不到半年之后，郭用锡便去世了。他去世后，朝廷还赐帑金建坊，并恩赐“父子恩荣”和“乐善好施”两块牌匾。不过，这两块匾额的原件，已经在“文革”时期被破坏。所幸，其一家的乐善好施之举，被载于诏书之中，相隔180年之后，我们仍能有幸品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