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海都记者 陈邵珣 林莉莉

核心提示 前晚，在遗体告别仪式过后，医护人员对因车祸脑死亡的袁碧超，进行器官摘除（详见本报昨日A11版报道）。移植手术很成功，袁碧超的肝脏、肾脏，成功挽救3个人的生命。海都记者电话回访他妻子李燕珍时，她正忍着悲痛关心地问：“我想请你们帮忙问下，手术成功了没有？”

在得到几次肯定的回复后，李燕珍说，她很欣慰，丈夫没有白白就这么离开，等到孩子们长大了，她会告诉孩子们，爸爸是个了不起的人。

这是今年以来，泉州成功完成的第13例人体器官捐赠。今年也是2011年至今，捐献人数最多的一年。海都记者梳理13名捐献者的情况，还采访泉州红十字会相关人员和器官捐赠协调员，分析今年为何会涌现这么多的捐献者，以及器官捐献还需要在哪些工作上做更多的努力。

数据：今年已捐13例 最高学历是中专

2011年至今，泉州共完成器官捐献19例，其中，今年以来已涌现13名器官捐献者，是历年来捐献人数最多的一年，远超往年捐献人数总和。特别是在本月17日海都深读报道《器官捐献 生命的另一种延续》出街前后的10多天里，就完成5例器官捐献。

海都记者从泉州市红十字会登记的资料了解到，今年这13名器官捐献者中，6人突发脑溢血，5人遭遇车祸脑部重伤，还有2人从高处摔下脑部重伤，导致脑死亡后，家人为其作出捐献器官的决定。

从地域上看，13名捐献者中，仅两人为泉州籍，其余分别来自辽宁、贵州、湖北、重庆、云南、湖南、江西及广东等地。

从年龄上看，年龄最大的是来自贵州45岁的李光华，年龄最小的是来自云南20岁的小杰。

从学历上看，捐献者中，大多是来泉务工人员，学历最高的，为中专水平。

“器官捐献者捐出的器官，基本都能移植成功，延续他人的生命。”泉州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小郭说。

分析：基金救助和媒体报道 推动作用大

对于今年涌现13例器官捐献者，泉州市红十字会常务副会长黄剑明说，一是归功于红十字会加强宣传以及在各县（市、区）开展工作的进步。除了登记器官捐献外，红十字会在日常工作中，也在进社区进校园以及举办急救、救灾宣传工作中，宣传器官捐献的法律法规和捐献流程，让更多人了解器官捐献工作。

媒体的报道，特别是海都报连续多次跟踪采访，黄剑明说，对捐献案例的正能量报道，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救助体系的不断完善，对器官捐赠事业也起到积极的作用，今年13名器官捐献者都获得福建省红十字会“永生天使基金”的人道救助。

据了解，从2011年起，永生天使基金会开始对器官捐献者进行救助。该基金会由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款成立，主要是为推动和倡导器官捐献工作，为捐献者中家庭困难的家属进行人道救助，根据捐献者家属的困难情况，对其进行帮扶。在器官捐献成功后，当地红十字会根据捐献者的家庭情况，帮助家属填写申请表，再由省红十字会审核并拨付救助款。

协调员：为什么器官捐赠还是不够多？

蒋女士目前任职于德化县红十字会，她也是目前德化县唯一取得器官捐赠协调员资质的人。

协调员这个角色，在器官捐献中非常重要。本报此前曾报道，协调员是24小时开机工作，只要得知病人家属不排斥且有捐献器官的意愿，他们就会立马赶到，向家属解读政策，帮助他们协调相关事宜。

蒋女士说，虽然各县（市、区）关于遗体器官捐献的宣传工作都在加强，但德化这方面工作还是相对滞后，袁碧超这一例，算是在德化成功完成捐献的首例。

她的手头上，也不乏主动提出捐赠意愿的案例，但说到能够成功捐献的，她却摇了摇头说，很多在最后都没捐赠成功，亲属意见无法达成一致是一方面，更让人惋惜的是，有的志愿者家属很配合，可因为客观原因的限制导致捐赠失败。

“德化比较偏远，我们这边一有消息，及时通知，但专家组从福州赶下来，最快也要两三个小时，来回一耽搁，就迟了。”因此她认为，关于器官捐赠，很多工作还要做在前面，目前在泉州市范围内，据她了解，有资质的协调员也屈指可数，希望今后在各大医院，从一线医护人员，特别是ICU和急救中心这两个科室的人员中，培训出一批协调员，这样能够尽快获取相关的信息。

在捐赠过程上，目前很多案例都牵涉到交通事故，当家属提出要捐献后，还要等法医鉴定后才能签署相关协议，她就曾经碰到过一个因为法医没能及时赶到，最后没能完成捐献的案例。她说，今后人体器官的需求量还会再上升，所以这一问题应该得到重视，包括公安、民政、卫生等相关职能部门，都要合力来把这件事做好。

□他山之石

（综合《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相关报道）

器官捐献在国外

目前，全球不少国家都颁布器官移植捐献等法规，捐献遗体和器官成为公民应尽的义务。

西班牙的器官捐献率全世界最高，每百万去世人口中有34至36人捐献器官，根据西班牙国家移植协会数据，目前全球每100名器官捐献者中，至少有7名是西班牙人。西班牙有“捐献器官就是给人以生命”的说法。根据西班牙器官捐献法的规定，在西班牙，所有公民都被视为器官捐献者，除非公民本人在生前表达相反的意愿，这种意愿可以通过口头或书面进行表达。理论上讲，如果死者生前通过遗嘱表示愿意进行器官捐献，家人反对将被视为无效，医疗机关可直接进行器官捐献手术。当然，在实际操作中，医疗机构一般会与家人进行充分沟通，并最终获得他们的理解。

比利时国会立法规定，所有死者都视为愿意捐出器官作为移植或研究使用的捐献者。

在新加坡，如果没有特别声明，所有死者将被视为器官全部捐献者。斯里兰卡法律也规定，公民死亡后有捐献角膜的义务。

在美国，公民去考驾照时，都会被问到：是否愿意捐献器官？如果愿意，想捐部分还是全捐？本人的回答将印在驾照背面，一旦不幸发生车祸身亡，医生可以根据本人遗愿，在瞬间提取器官，用来挽救其他人的生命。

相比之下，我国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根据《重庆日报》等媒体报道，《重庆市遗体和人体器官捐献条例（草案）》本月提请二审，二审稿保留遗体或人体器官可由近亲属代为捐献的规定，并增加“已经办理捐献登记手续的自然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应当尊重该自然人的捐献意愿”的表述。另外，重庆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刘本荣认为，对于捐献可以考虑奖励方面的问题，“从社会新风尚、文明进步的角度来说，应大张旗鼓地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