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张继州（居福州 文史爱好者）

□寻找福建旧时光

编前：“莆商”之所以成为一股力量一定有其背后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原因，连续两周，海都“书香”邀请学者、文史研究者解读莆田的文化历史，颇受关注。上一期说到从唐至明，莆田其实是“文献名邦”，这里的人很会读书，但之后为何掀起“重商之风”？本期继续解读莆田在宋明之后发生的“变故”。

在宋明两代极盛之后，莆田的科名在清代盛极而衰。兴化府的举人数和进士数仅在福建十府二直隶州中排到第五，甚至被闽西的落后山区汀州府超越；光绪年间福州府有206名进士，兴化府仅有4名。这样的强烈对比，不由得令人好奇，由明入清的莆田究竟发生了什么？

学书不成者，挟以游四方

晚明何乔远在《闽书》中记莆田风俗，好话也是说了不少，比如“其人好礼而修文，士相矜以名节”，“气韵之所歔吹，布韦蓬藋莫不顾化。老生宿儒出而授经近县，步趋坐立，造次不失。下至洒削卖浆之伦，未尝敢岸帻科头行衢道。贫家觴豆数行，秩秩有次。”在他的观察中，莆田仍然是文风炽盛、知礼义荣辱的地方。

接下来，他指出很有意思的一点：“故其学书不成者，挟以游四方，亦足糊其口。或以绘画、命卜自寿江湖间。而行贾之人，金陵为盛。其工作盖与扇行八郡。以其壤地偏小，或至鄙与陋，卒毋敢奸兰，跳与四民之业。”

明代商业进一步发展，原本只顾埋头读书的莆田人，也不得不抬起头来行商，莆田人在外闯荡者，经商之外，有一些仿古建筑和给神像绘画的匠师在福州等地活动；莆田忠门人的木材生意，最初也是因为到外地做竹蒸笼而开始收购竹木的；经营卤面等小吃店的更是数不胜数。

“弹丸之地”的生存忧虑

何乔远提到了“壤地偏小”，这与明代方志学家黄仲昭所言“产薄而用俭”遥相呼应。

福建重商业、好移民的海洋性文化，与其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地理环境、尖锐的人地矛盾是息息相关的。在莆田这个仅有两县、面积仅4419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市辖区的四分之一多一点）的弹丸之地，这样的矛盾尤为激烈。平原仅占总面积的20.6%，加之山区虎患频繁、土地瘠薄，南宋理学家林光朝就记载莆田“十室五六无田可耕”，更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在这种环境下，想要谋生，不能再靠种田，只能指望读书改变命运。南宋莆田史学家郑樵说“吾莆地狭人贫，惟以读书为业”。

虽然成绩优异，但科举是少数人得意、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事，许多陪跑者享受不到读书带来的福利，而且没有田产作为支撑，读书也是难以为继的。

明中期以来苏州府等地科第骤兴，更给莆田科举业带来了威胁。与此同时，泉州港的后继者漳州月港正享受着海外贸易带来的丰厚利润，“市镇繁华甲一方，古称月港小苏杭”。看到邻居发了财，莆田人也有点坐不住了，于是逐渐放弃天高皇帝远的京师，转身面对近在咫尺的海洋。

莆田文化有着极强的内向凝聚力，以宗族、村社为一个个小单元，再组成一个个大单元，提携亲友乡党，抱团取暖，一呼百应，共同打拼。读书赴考如此，经商也如此。

倭乱之祸

重商是明中后期的时代浪潮，在全国都有影响，而对于莆田一地，有两个大事件，给了莆田宗族社会沉重打击，为弃文从商推波助澜。

其一是在“嘉靖大倭寇”中，莆田受害极烈。

自明代嘉靖二十二年至四十一年，20年间莆田被劫掠达15次，最后一次兴化府城甚至沦陷长达两月，总人口不到20万的莆田有3万人罹难。倭寇直到听闻戚继光带兵前来，才退居平海，府城才解围。新知府易道谭甚至因为积尸盈野而停留福清不敢赴任。

这场战乱给莆田留下的创伤是极重的：“今遭寇患之际，历八年与兹，死于锋镝者十之二三，被其掳掠者，十之四五，流离徙于他郡者，又不计其数。哭声连门，死尸塞路。故孤城之外，千里为虚，田野长草叶，市镇生荆棘……”因屠杀后正月初二收殓尸体，正月初五才过年的习俗保留至今。

迁界之祸

其二是清初“迁界”对莆田沿海为害甚剧。因明郑氏政权仍在闽粤沿海活动，清廷坚壁清野，将沿海十余里的房屋悉数毁坏，强迫人民迁入界内，使得郑氏无法获得所需要的人力物资。在这次残酷的迁界行动中，莆田损失了四十余万亩良田：“燔其舍宅，夷其坛宇，荒其土地，弃数百里膏腴之地，荡为瓯脱”，“房屋尽毁，足迹如扫”。人民流离失所，加上水旱、虎患、土匪劫掠，倭难后方百年的休养生息毁于一旦。《莆变纪事》曾极道迁界之痛：“壬寅之秋，截界令下。沿海孑遗，逃亡流窜，遍野哀鸿，不可收拾。加之甲辰、乙巳，水旱为灾，百役并至。界内之民，死于刀役，死于饥饿，死于征输，至有巷无居人、路无行迹者。”

明末清初的两次大劫使莆田人口锐减，对外贸易中断，更使得世家大族与其依附的土地脱钩。物质基础匮乏，加上文教氛围全然破坏，此时唯有投身工商业方能自救。就这样，莆田完成了由“文献名邦”到下海从商的转变。精明的头脑加上吃苦耐劳，科举高手打起算盘来也是一把好手，因为精明，也就很自然地给外人造成了“神仙难赚莆田钱”的印象，与西方商界的弄潮儿犹太人有些许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