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一叶知秋摘自《南都周刊》

在清代，进士大多出自江浙、福建、广东、四川、两湖地区。南方诸省和西北边疆地区的举人到北京应试，路上的行程少则一个月，多则三个多月。清乾隆之前，考期定在农历二月，乾隆十年（1745年）改为农历三月，算是给偏远地区举子们的一种照顾。如进京最艰难的云南，乡试一旦出榜，及第的举人要想参加第二年春天在北京的会试，必须马上打点行装，在初冬就得出发，否则赶不上会试了。因此，云南等偏远省份的举人进京会试，往往要在途中的旅店里过大年。

这对应试者来说，是财力考验，也是心理素质和身体素质的考验。举人进京赶考，被称为“公车”应试，顾名思义是可以使用官府驿站的车马。到了清代，“公车”待遇货币化了，对赶考的举人，官府根据其路途分别发给三两至三十两银子的路费。这些钱对漫长的旅途花费来说，几乎是杯水车薪，如果途中患病那就风险更大花费更巨。

曾国藩的家乡湖南湘乡，距离北京约两千来公里，和广东、福建、云南、四川相比，尚属并不偏远的地区，可那时北京到湖南，要走一个多月。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在北京儿子家小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回湘。曾国藩收到父亲到湖南报平安的家信后，欣喜地回信道：“诸悉祖父母大人康强，家中老幼平安，诸弟读书发奋，并喜父亲出京一路顺畅，自京至省，仅三十馀日，真极神速。”

北京到湖南，走了三十多天竟然算得上神速。曾氏如此说决非虚言，道光二十七年，他的四弟曾国潢从北京回湘，坐船过洞庭湖遇到风暴，耽搁时日，到长沙用了七十多天。

在科举时代，连捷者即前一年乡试中举、第二年会试考中进士的举子，是极少数的幸运儿。曾国藩考了三次高中，已属于考运很好的了。多数人要考许多次，三年一回再加上增加的恩科，有些人从二十多岁考到五六十岁。这花费的银钱以及路上消磨的时光，真是很惊人。

（文/十年砍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