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陈方
为确保大运会安全，深圳警方开展的“治安高危人员排查清理百日行动”近日已告结束。深圳市公安局介绍，100天里共有8万余名“治安高危人员”被清出深圳。（4月11日中国日报网）
如果你还对所谓的“治安高危人员”不明就里，请看深圳相关部门的界定：“治安高危人员”就是指无正当理由长期滞留深圳、行踪可疑、对社会治安构成现实威胁的人员，特别是生活规律异常或经济来源可疑的人员。
当深圳方面将此作为成绩“自我表彰”时，是否想过它激起的强烈舆论反弹？深圳清理的“治安高危人员”并不是事实上的犯罪者，充其量只能说他们可能对城市治安有一些“潜在威胁”而已。在这些人没有事实违法的前提下，深圳大规模的清理行动有什么法律依据？
以法治精神观之，与其说“治安高危人员”有可能违法，倒不如说深圳警方行动本身涉嫌违法，侵犯这些人的公民权利。
法国思想家博丹在《国家六论》中写道，“每个公民，即使是最微不足道的公民，也有某些权利。”可惜，在深圳这个以改革开放著称的城市，8万余名公民仅因为生活作息不规律、经济来源可疑等原因就被剥夺了在这个城市存在的权利。
而深圳方面振振有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大运会召开“保驾护航”。不客气说，这又是城市过敏症的表现。大型赛事在即，城市有序安保、防患于未然当然是必要的，但犯得着草木皆兵么？当城市“净身”以侵犯公民权利为前提，并且超出法律允许的范畴，民众的反感情绪就不可避免地衍生。举办一场大运会就清理8万名“治安高危人员”，难怪网友说，“大运会咱不办了，行么？”
当然，这是偏激之词，大运会不可能不办，公众只是希望城市整顿要合法进行，不能肆意损害个体权利，一些边缘人群即便真的是不得不割的“脓包”，也不能随意冠以莫须有罪名一割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