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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五年（1913年）的正月初十，又收到了老乡林纾的一首诗，这是年前腊月二十九日以来他写的第三首诗了。从诗中可以看出，林纾近来有点郁闷，自严复去年秋天（1912年10月）辞去北京大学校长后，林纾便觉得在北大教书有点孤单，最近又受到章太炎的挖苦，更多了几分无趣。
腊月二十九日那天请他来我家，主要是一起品尝皇上赏赐的春卷。听说他的烦恼后，我就劝他别把章太炎的话太当回事，以后更要少惹这种人。章太炎一向恃才自傲，连自己的老师俞樾（俞平伯的曾祖父）都不放眼里，何况以小说成名的林纾？十几年后，士林皆夸王国维学问做得好时，唯有章太炎冷冷地说道：“王国维做学问是半路出家，基础都没打好，能有什么好学问？”至于写文章，章太炎认为最末流的文人才去写小说；最瞧不起的就是桐城派古文家，说吴汝纶还算入流，严复次差，林纾最差。章太炎认为，秦朝以前的文章写得最好，两汉次之，唐宋八大家更次之，再次就不值一提了。章太炎自己很喜欢在文章里镶嵌些现在很少有人看得懂的生僻字，以示师法先秦。有一回，林纾在自己的文章中批评了章太炎的这个特殊癖好，说者也许无心，听者却从此记下了仇。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章门弟子钱玄同和刘半农还记得这个仇，给林纾戴上了一顶“桐城谬种”的帽子，极尽取笑、戏弄之能事。
林纾小我4岁，光绪八年（1882年）中的举人，那一年福建的主考官是我的好朋友宝廷。林纾后来既没有考上进士也没有做官，以教书、翻译外国小说和写文章为生，如今除了兼着北大和五城书院等学校的课，还给京津两地的多家报纸写专栏，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北京《平报》上的政论专栏“铁笛亭琐记”，集中关注即将于下月召开的首届国会。
如此忙碌，一为需要赚钱养家，二为天生工作狂，后果是勤奋、多产却少有佳作，而且因为喜欢写通俗小说，文章格调高不起来，也难怪章太炎能挑出一堆他文章中的毛病。所以我提醒他“读书博塞等伤性，多文虽富君勿贪”。至于他的诗，早年学吴伟业，写得非常一般，近几年写诗大有长进，越写越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