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深铁路将中国东南沿海的泉州港、厦门港、汕头港、深圳港等串成一线。这与始发于泉州、漳州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港口的分布几乎是平行的。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宋元以来，“海上丝绸之路”将中国和东南亚国家港口城市串起来，通过海上互联互通、港口城市合作机制以及海洋经济合作等途径，最终形成“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
在开辟“海上丝绸之路”上，一代代闽商秉着“善观时变、顺势而为，敢冒风险、爱拼会赢，合群团结、豪爽义气，恋祖爱乡、回馈桑梓”的精神，在中国贸易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在厦深铁路，这条闽粤首条铁路开通之际，本报记者从泉州开始，沿着厦深铁路一路向南，重走“海上丝绸之路”，探寻铁路背后的历史文脉，追寻闽商开拓的足迹。
N本报记者 苏禹成 陈群 李秋云 杨清竹 谢向明 文/图
核心提示 厦深铁路沿线，与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港口分布几乎平行。循线而走，闽商们开拓进取的脚步，从繁杂的历史迷雾中逐渐走出。
宋元时期，泉州刺桐港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港。这个“光明之城”、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最繁荣时与近百个国家、地区有贸易往来。这一时期，闽商们向外开拓的同时，兼容并包，接纳各国商人，号称“涨海声中万国商”。这也带来了道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多元文化，并且在泉州和平共处。
明成化年间，泉州港衰落，漳州月港接过大旗，成了闽商继续开拓的起点。与此前外商来华为主不同，恰逢世界大航海时代的闽商们，更积极地驶向海外，开辟航线，与欧洲列强合作、竞争，深入参与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进程。
到了清朝，月港衰落，闽商们又奔赴当时的最大港口广州港。此时，对外商贸由十三行垄断。“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中，有3家来自福建。此时的闽商，购买大量东印度公司的债券，参与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世界贸易，促进中国近代化进程。
从泉州到广东，千百年来，闽商在中国贸易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构筑成漫长而浩大的商贸史诗。
【泉州刺桐港】
东方第一大港 号称天下货仓
古老的泉州刺桐港，在外国使者、旅行家笔下，有着各种美称，雅各唤它“光明之城”，马可·波罗赞其“东方第一大港”。
泉州学研究所所长林少川说，南宋末年，泉州超过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贸易港。
据史料记载，1087年，泉州正式设立市舶司，泉州市舶的年收入近百万缗（音mín，古代计量单位），约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1/50。到元代，与泉州有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已有近百个。
位于丰泽东海石头街的真武庙，如今依然香火兴旺。“我们出海的人，经常会去拜拜，祈求海神保佑平安！”东海渔民老黄说，每年真武大帝生日那天，讨海人用先祖传下来的方式祭拜海神，热闹非凡。千年以前，每次航海，泉州地方郡守就是在这儿祭海神、祈平安的。
至元代，刺桐港成为国际重要贸易港，是中外商品的集散地之一。
宋元时期的泉州港，被喻为“天下之货仓”，一艘艘满载丝绸、茶叶、陶瓷的船舶由此驶向世界各地，再贩回外国香料、奇珍异宝等。泉州老城区的聚宝街，正是因此得名，各地货物在此交易。
泉州海商在当时的国际、国内贸易交往中，名气盛大。“宋代宁波的地方志里也有记载，出没风涛之中，以闽商为主。其中，泉州海商又是最多的。”泉州商人每到一个国家，都享受优厚待遇，不仅与王公贵族交好，加官晋爵者也有。宋代的王元懋随商船到占城（今越南），深得国王宠爱，还娶了公主，在占城呆了10年，归泉后成为大海商。
海商论道
兼容并包，乐于与不同文化平等互惠
“泉州的优势不仅在于保存下来的众多文物，更重要的是它充分体现了‘海丝’所带来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和平对话、共处交融的历史过程。”在开元寺周围不远处，就有天主教堂和伊斯兰教的清净寺。泉州海交馆内的泉州宗教石刻陈列馆，也每每让人叹为观止。千百年前，竟有这么多宗教文化在这座古城和平相处。林少川认为，这与泉州海商的“海洋性格”分不开，这里面不但有甘冒风险、勇于拼搏，更重要的是兼容并包。
台湾学者李亦园将“海洋性格”归结为一种海阔天空、兼容并纳的心胸和性格，喜欢到海上航行，并从海洋航行经验中习得很多知识。“传统大陆文化加上海洋经验所形成的海洋心胸或海洋性格，就是心怀四海，喜爱接触远方的事物，乐于与别人交换观念与物品，而且愿意与不同风俗的人结交朋友，互惠平等地交往。”
林少川认为，泉州是闽南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汇地，“海洋文化所带来的开放和向外开拓的经商意识，和闽南人频繁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孕育出的反传统的多元文化的包容心态，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影响了世世代代的闽南人”。而在泉州，这样的影响，并不止步于海外交通鼎盛至极的宋元时期，在现代依然推动泉州经济的高速发展。
【漳州月港】
四座古航标 勾勒闽商足迹
明成化八年(1472年),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标志着泉州港衰落。此时，闽商继续行走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与漳州月港紧紧相连。
漳州动车站位于九龙江南岸，顺江向东10多公里，便到九龙江入海口。这里是明末清初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之一——月港。史料记载，明隆庆元年（1567年），月港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商人出海贸易港。
其中，饷馆码头曾是明朝唯一的“海关”码头。龙海市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月港被政府正式承认后，为了加强对洋市的管理，增加政府收入，于明万历年间在海澄设置“督饷馆”。而这个码头便是当年外船申报进出港的临时停泊点。
从月港顺流而下，迄今漳州715公里的海岸线上，由北往南还存有南太武延寿塔、云霄石矾塔、东山文峰塔、诏安祥麟塔等四大古航标遗迹。
与这四座古航标遥相呼应的是，2008年，英国牛津大学发现一幅绢本彩绘的中国航海图，所有起点都与南太武所在地点相仿。学者由此推断，航船就是从月港途经南太武山下出海，驶往世界各地的。
省海丝研究协会原理事陈自强认为，月港的海外交通航线主要有两条主线：东洋航线和西洋航线。
其中，西洋航线与如今的厦深铁路几乎平行：由月港启航，厦门港放洋后，沿着中国东南海岸线一路向南，然后绕过海南岛附近海域，经七洲洋（西沙群岛）抵交趾、占城（今越南北、东部一带），从而进入东南亚印度尼西亚一带。
“沿着这条航线，当时运出去的主要是克拉克瓷器、漳绒、茶叶等，然后在东南一带与欧洲商人交易，运回大批白银”，研究古钱币的漳州市政协文史研究员林南中称，这些番银，是欧洲人在美洲冶炼的，流入闽南后，成为百姓日常交易的货币。繁荣的海上贸易，也给明政府带来了巨额的税收，因此月港一度被称作“天子南库”。
大航海时代 参与世界市场构建
季风来临时，无数商人带着财富梦想，从月港驶发。同样在海洋上的，还有欧洲诸国的船队，他们寻找着新的贸易路线和贸易伙伴，这是人类历史上，波涛汹涌的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厦门海沧青礁村在明朝时为海澄县辖地，“开台王”颜思齐诞生于此。他从事中日海上贸易，日本幕府还任命其管理华人。他们一方面被明朝视为“海寇商人”，另一方面则以经商才能和武装实力纵横大海。1621年，因卷入政治斗争，颜思齐驾驶13艘帆船，登陆台湾，给台湾带来第一次移民潮。
依傍月港，从事海外贸易的远不止颜思齐一人。据《明实录》记载，1458年，海商严启盛到达广东香山海域，吸引东南亚商人前来贸易，成为澳门最早的开发者；1471年，龙溪县商人邱弘敏到达满刺加及周边诸国；1542年，海商陈贵率领26艘商船到达琉球……
每年风起时，闽商的船只离开月港，满载着瓷器、茶叶、绸绢、纱罗、干果、胭脂、纸张等。这些船有官方记载的，多时200艘，少则七八十艘，17世纪初多达300余艘。海那边的人需要什么，他们就运输什么。从贸易的范围看，他们的足迹遍及“东西洋”40多个国家和地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也各自通过其贸易转运港吕宋、澳门、西爪哇的万丹，与月港间接贸易。
海商论道
开拓进取 改变外商来华为主状况
漳州作家陈子铭称，随着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到来，闽商参与世界市场的构建进程，他们的足迹遍及4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通过西班牙等殖民者，将商品远运到美洲，并冲击了西班牙的纺织业。
中国的海外贸易，无论是广州港还是泉州港，都是在官府的操持下进行的。真正推动古代中国海洋之梦的，似乎是从月港驶出的这些雄心勃勃的商船。
月港改变了我国海外贸易历来以外国商人来华为主的状况，并以不可遏制的力量推动了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回首数个世纪以前，穿行在南中国海的月港商船，在惊涛骇浪中与西班牙的双桅船傲然交会，这是光荣与梦想交织的岁月。
而这一切的主角，就是那一批批充满智慧与勇气的闽南海商。
【广州十三行】
四大家族中 三家来自福建
到了清朝，泉州港、月港相继衰落后，在南中国海岸线上，广州港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和对外贸易的最大港口。广州的对外贸易全属官营，十三行为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其崛起之时，世界贸易体系已经形成，并进入东印度公司时代。
在今天的广州城，能让人们直接想起当年十三行的地方，就剩十三行路。这条路位于广州市荔湾区，在珠江北岸三四百米处。十三行路旧为1777年开辟的“十三行街”，为外商服务的专用街道，各大商馆设在这里。到上世纪末，十三行路一带，已被一片服装批发市场取代。
“当年十三行商馆的地域，还包括现在文化公园所在地”，华南理工大学退休教授潘刚儿为了研究广州十三行，从世界各地寻找不少相关史料，逐渐复原当时的盛况。
当时，西方人必须经十三行才可与中国贸易，大批茶叶、陶瓷、丝绸经过广州运往欧洲，这种特殊的带有官办性质的垄断机构，造就了一批世界级的富豪，“十三行街成为当时世界的‘华尔街’，大的商号拥有资产上千万银两”，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潘、卢、伍、叶”四大家族，代表人物分别是潘振承、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这四人除了卢观恒家族来自广东新会外，剩余潘、伍、叶三家均来自福建。其中，潘振承、叶上林分别来自漳州角美、诏安；伍秉鉴则来自泉州晋江市安海镇。
1760年，潘振承联合九家行商，呈请设立外洋行，专门经营中西贸易。从此，十三行成为专营中西贸易的封建垄断贸易机构。这是十三行历史的一大转折，潘振承成为早期首领。
1834年，伍秉鉴的资产达到2600万元，几乎是清政府全年收入的一半。2001年，《华尔街日报》统计了上1000年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有6个中国人入选，他们分别是成吉思汗、忽必烈、刘瑾、和珅、伍秉鉴和宋子文。
广州“闽南风” 寄寓念乡情怀
要探寻这些富商的足迹，南华西街是绕不过的。南华西街与十三行路隔江而望，是当时商馆的仓库、住家等所在地。
潘刚儿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便是潘振承的第八代后裔。
潘振承发家后，在广州十三行对面隔珠江相望的河南岛置业，购置约20公顷的田地，创建龙溪乡。龙溪乡的栖栅街等路名，也都由潘振承所取，沿用至今。漳州城区、龙海一带古为漳州府龙溪县辖地；潘振承老家为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白礁村潘厝社，古时为栖栅社。
这一带岭南建筑中夹杂着“闽南风”，在潘家祠堂路两旁一片建筑中，红砖空斗砌、石楞窗、过水廊、石挑梁等都具有显著的闽南风格。潘刚儿指着一片红砖墙称，岭南古建筑使用红砖较少，尤其是红砖按照横竖砌法更是少。
海商论道
参与现代企业制度 促进中国近代化
潘刚儿称，以潘家、叶家、伍家等闽商为代表的广州十三行商，一方面作为垄断性的商业组织，另一方面又受清政府委托，承担外交管理的职能。外国商人来华贸易，并不直接向粤海关纳税，一律由行商代收代纳，若有漏税欠税，行商负责赔偿。行商又代政府办理交涉事宜，对维护国家利益起到重要作用。
当时，中国正走向一个以内陆性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空前巩固的统一封建帝国时期，以闽商为代表的广州十三行的开发性海洋经济、海洋性社会组织和海洋性行为已经向海外扩展，在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中显示了自己的力量。比如，当时的闽商就购买了大量东印度公司的债券，通过资本运作的形式，参与现代企业制度下的世界贸易，构成了中国近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