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新京报
核心提示 前日,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见面会。其中,66届的刘进和宋彬彬最为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师生代表会”主席。后者是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曾因登天安门城楼给毛主席献红袖章,人称“宋要武”。
而1966年8月,时任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去世,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难的教育工作者。
刘进发言说:“48年前发生的劫难,卞校长被殴打折磨致死。”话音未落,刘进哽咽地摘下眼镜擦拭泪水。刘进最后还向宋彬彬道歉,“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同学们上天安门城楼。”
宋彬彬数度落泪
见面会上,宋彬彬数度落泪。她做了1500多字的发言。宋彬彬首先向当年在校的所有老师、同学道歉。她称卞校长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刘进曾两次阻止,看到同学散了也就走了。“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
女附中曾参与批斗的几个同学也临时发言。“如果我曾批斗过的高老师今天来的话,我会当面道歉。她90多岁了,再不道歉真来不及了。”66届王思梅说。
去年8月,陈毅之子陈小鲁为参与“文革”道歉。刘进说,“陈小鲁的道歉是一个催化剂,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对他的道歉很认可。这是一个时机,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到场的女附中老师,有的发言表达了宽容和理解。当年的教师储瑞年认为,情况超出了学生处置的能力,他为学生的诚恳道歉感动。女附中“文革”时期的校长胡志涛的女儿丁东红说,母亲经常提起那些批斗她的学生,说这些学生都是好孩子。在丁东红的记忆里,母亲是一个讲原则的人,很多问题宁死不弯。唯独这个问题,特别宽容。
“我一直反对打人”
宋彬彬是中共元老宋任穷之女,1960~1968年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
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贴出“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次日,北师大女附中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署名的学生为“刘进、宋彬彬”。6月6日,北师大女附中成立“革命师生代表会”,宋为副主席之一。
当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宋彬彬作为红卫兵代表向毛泽东献了红卫兵袖章。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翌日《人民日报》转载。文中称,“毛主席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叫宋彬彬。’主席又问:‘是不是文质彬彬的彬?’我说:‘是。’主席亲切地说:‘要武嘛。’”宋彬彬后来否认这篇文章为自己所写。
1980年代,宋彬彬移民美国,取得麻省理工学院地球化学博士学位。她在一部纪录片中表白:“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因为我一直反对打人,反对武斗。”
□对话
“没有反思,难以接近真相”
记者:道歉前一晚怎么想的呢?
宋彬彬:我想的是终于有机会跟老师道歉了。对这个机会我盼了很久。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老师很多都八九十岁了,再不道歉就没有机会了。我希望我们的道歉老师都能看到。有的老师已经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遗憾。
记者:怎么想到道歉的?
宋彬彬:从我个人来说,2003年回国,和几个同学一起参与了对学校“文革”初期的调查。在和大家的不断交流中,不断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个机会,向老师表达歉意,也促进大家对“文革”进行反思。
记者:道歉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宋彬彬:最感动的就是老师们的宽容,尤其是听到胡校长的女儿说,胡校长生前多次说过,女附中的学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非常感动。
记者:你说“宋要武”成为“文革”的一个符号?
宋彬彬:这么多年作为一个符号,我经历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压力,而且在很多语境下没有办法去澄清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不从根源上认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所以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
记者:这是一次个人的道歉行为吗?
宋彬彬:其实我们这次站出来的是一个群体。八五事件作为“文革”中的标志性事件,必须反思。
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
《我的道歉和感谢》
——宋彬彬
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
我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在工作组撤走一周后,校园里发生了暴力致死卞校长的8·5事件。我和刘进曾两次去大操场和后院阻止,看到围观的同学散了,以为不会有事了,自己也走了。因此,我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是有责任的。当时我想的更多的是工作组犯了错误,我们也跟着犯了错误,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的武斗。二是,我们欠缺基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不知道公民享有被宪法保护的权利,人身自由不可侵犯。对人权、生命的集体漠视,酿成了卞校长遇难的悲剧。
……
“文革”是一场大灾难,对此我也有切肤之痛。1966年8月18日,我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主席献了红袖章。毛问我:“你叫什么名字啊?”我说:“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我说:“是。”毛又说:“要武嘛。”事后光明日报记者来学校采访,要我写文章,我说就那几句话,没什么可写的,当时还有别的同学在场。
没想到,1966年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8月21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立即家喻户晓。短短几天内,暴力横扫全国,不但造成无数的家破人亡、生灵涂炭,还带来了国家精神、文化、经济上的惨重损失。而真实的历史是我从来没有改名叫宋要武,我们学校从来没有改名叫“红色要武中学”。
40多年来,有两个不同的宋彬彬:一个是老师同学们认识、了解的宋彬彬,另一个是成为“文革”暴力符号的“宋要武”。
……
我们曾在不同场合对老师和校领导表达了道歉,而老师们的宽容体谅又让我常常受到教育。譬如在反右和“文革”中都深受伤害的朱学西老师,曾对我们说:“宋彬彬因宋要武受害,她没有做这些事情,就不要有什么负担,否则我们一辈子受害,你们一辈子也受害了。”
……
我是1960年考进女附中的,从少年到青年,我人生中最关键的六年是在女附中度过的,老师和母校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这六年中,老师们循循善诱的教导,树立了我做人的基本品格和道德底线。“文革”之后,母校坚守原则证明了我的清白,老师们更是鼓励我要实事求是,正直坦荡地度过晚年。反思我的一生,虽然坎坷曲折,有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慰老师告慰母校:我没有辜负你们的教导,一生都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原则。
今天,我能面对当年的老师和他们的家人说出多年来我一直想说而又没有说的话,是因为我觉得,我个人受到的委屈、痛苦都算不了什么,重要的是,一个国家走向怎样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她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如果忘记了过去的悲剧,忘记了过去的错误,悲剧还可能重演,错误还可能再犯。没有真相就没有反思。同样,没有反思也难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
(道歉信原文1500多字,有所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