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中国青年报 新京报 南都

核心提示 目前，浙江省政法委发布消息，将对“二张”强奸杀人的错案追责，对原办理过程中的公、检、法各部门存在的问题全面调查，严肃依法依纪追究责任。其中就包括了案件的审核人——杭州市刑侦支队预审大队大队长聂海芬，她曾被央视称为“女神探”，在冤案平反一年来毫发未损，引起舆论持续关注。

第三轮司法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正进入倒计时。如何防止下一个“张高平叔侄冤案”？法学界权威学者表示，对司法的监督不应只依靠“拦轿申冤”，甚至建议，逐步公开公检法司官员的财产，有助于形成制度性约束。

“女神探”聂海芬终于被调查

聂海芬在2003年参与浙江张氏叔侄奸杀少女案。当时因张辉、张高平的口供一再反复，案发地杭州西湖公安分局请求聂海芬出马支援。

在当地，聂海芬大名鼎鼎，以漂亮和温柔著称。她短发，一对深酒窝，月牙眼，有二十多年从警经历。她是媒体的宠儿，往昔的公众形象几乎可用“完美”形容。

没有指认现场，没有口供，没有强奸所应该留下的DNA信息，没有完整证据链，聂海芬通过“突审”，认定张辉、张高平是嫌疑人。聂海芬在央视记者采访中被称为“女神探”。但她的突审，被张氏叔侄一致认为是刑讯逼供。

因专业工作出色、成绩显著，她曾荣获嘉奖二次、三等功二次，2005年被评为全省刑侦行家。张氏叔侄在2013年3月被平反后，很多网友开始搜索出这名女神探，并要求追责。但迟至现在，当地才开始启动追责，而且一直没有媒体能联系采访到聂海芬本人。

“我要起诉他们，尤其是那个‘女神探’。”坐了十年牢的张高平曾告诉记者，“我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

值得一提的是，浙江省政法委说，调查“并非只针对聂海芬一人”。

错案不是“女神探”一人之责

不是法律专业的读者可能问：“法律监督”究竟是做什么、管谁的？法律监督，管的正是网民深恶痛绝的“司法腐败”、“躲猫猫”、“喝水死”。

记者比对5年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从2010年到2013年，“法律监督”章节从未提及任何具体案件。唯独2014年，这一章多了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于英生杀妻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的原话是这样的：“坚持有错必纠，对从申诉中发现的‘张氏叔侄强奸杀人案’、‘于英生杀妻案’等冤假错案，及时与人民法院沟通，提出依法予以再审改判的意见。”

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对滥用强制措施、违法取证、刑讯逼供等有违法情形的，提出纠正意见72370件次；对证据不足和不构成犯罪的，决定不批捕100157人、不起诉16427人，同比分别上升9%和96%。

法律监督不能只追责一个“女神探”，而应成为制度性安排，这已是学者的共识。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刑法室副主任屈学武认为，造成错案并非“女神探”一人，“像张高平叔侄这样影响较大的案件，往往是由法院审委会决定的，最后很可能是由法院领导层拍板的。所以会牵扯到很多官员。”

屈学武认为，错案追责要区分不同性质，“有些是因为受贿，有些是因为技术问题，就应该适度追责”。

如何避免公检法“穿一条裤子”

“总体上说，检察院监督公安和法院是比较难的。”刑诉法学泰斗、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直言不讳，“张高平叔侄冤情得申，得益于检察官张飚的负责”。但张飚查案也遭遇了多年的阻力。

公检法“亲如一家”、法律监督“下不了手”，正是多年法学界诟病所在。

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马长山认为：“检察机关是处理公检法职务犯罪的，但公检法之间经常形成一个‘共同体’，很不利于法律监督。在一些地方的公检法部门，只有掩盖不了的大事，才会相互监督。”

陈光中说：“现在很多人说要强化检察院的法律监督，但检察机关的权力太大，也会产生职能分工问题。”他举例说：比如，检察院如果发现公安有超期羁押，就可以建议其改进，如果建议两次不执行，就要强制监督。检察院在这个方面的权力是要强化的。但如果检察院在公安办案时就强势提前介入，就错了。

“法律规定，检察机关的监督只能是建议或者抗诉。分工负责是大前提。检察机关不能参与办案，也不能联合执法”，陈光中认为，公检法三家应当“配合与制约并重”，应由侦查中心制转向审判中心制。他建议，法庭的审判、证据都要公开透明；还可以逐步公开公检法司官员的财产，“从新任命、提拔的人员做起”。

监督司法不能只靠“拦轿申冤”

除了检察官“仗义勇为”，老百姓的举报能起到多大作用？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10年~2014年间，公开曝光的公检法司落马干部中，有37人来自公安系统，15人来自法院系统，3人来自检察院系统。

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2014年公开曝光的公检法司落马干部中，至少有40人是因群众举报落马。

马长山认为，目前的“官民不互信”局面，影响了老百姓监督举报的积极性，“没有进入公众舆论的个人监督是很危险的，这限制了普通人的监督举报。只有让人们在监督时具有完全的安全感才能发挥出效果”。

他同时肯定，网络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人实现社会监督的平台，“网络是一个很好的民意出口”。

目前，中央巡视组各组负责人的手机号被广泛传播。个别地方甚至出现政府工作人员在巡视组驻地“截访”的情况。但学者认为，对司法人员的监督，不能只依靠“拦轿申冤”模式。

“公检法司系统本应是一片净土，这个地方的腐败是最可怕的，比一般官员的腐败严重得多。必须要建立完善的制度，来解决司法腐败问题。”陈光中说。这位权威学者最后强调的是司法公开，“要加强社会的监督作用，就需要扩大公众的知情权。公检法司系统应当主动做好信息公开，老百姓知道得越多，就越能够发表建设性意见”。

□专访

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

判决书内容 也要最大限度公开

记者：去年浙江的两个冤错案件进展怎么样？

齐奇：“张氏叔侄强奸案”和“萧山5青年劫杀案”，国家赔偿全部到位了。分别支付张辉、张高平侵犯人身自由权赔偿金65.5万元，并对每人赔偿4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两人共计221万元。萧山5青年劫杀案于去年7月再审改判后，国家赔偿案也圆满结束了，所有人均放弃了可以向最高法院申请赔偿的权利。

记者：很多人还关心办错案子的人为何没被追责？

齐奇：对造成错案人的问责是必要的，但故意冤枉人和仅仅是判断错误、破案心切还不一样。这两个案件没有发现有故意制造冤案，先在组织内部按党纪政纪来问责。纠正这两个案子为什么困难？主要是涉及原来办案人员的责任，顾虑比较大。实际上，纠正冤错的关键也靠公安法医和技侦部门，他们勇于顶住系统内部的压力，很不容易。

记者：在改判的时候，你们有压力吗？

齐奇：是有压力的，主要是当时办案相关的一些同志精神压力比较大，因为都是命案。我就讲：要有这个勇气，宁可自己受处分，也不能忍看没有干过坏事、无辜的人受冤屈，否则我们的法律良知何在？将心比心，这也是对法律、对事实的一种忠诚。依法纠错是法律的规定，你再有顾虑也挡不住。你听也得执行，不听也得执行。

记者：有个说法是“用公开倒逼公正”，你怎么理解？

齐奇：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表现在法院审判方面，主要是开庭，你有道理讲在法庭上，你有证据摆在法庭上，然后法院采纳你的证据，或不采纳你的证据，然后要么调解，要么判输赢。对原被告而言，为什么采纳他的、不采信你的，理由也要公开。这样的话，还能有多少“猫儿腻”？公开以后搞腐败的空间就很小了。

记者：有时只看判决书看不出案件存在问题？

齐奇：对，这就是公开程度不够，说理不到位，裁判文书没有客观反映采信证据和裁判理由、依据。形式上裁判文书是公开了，但是内容上还没有最大限度公开。公开就比不公开好，有形式还是比没有这个形式好，内容可以逐步完善起来。我们浙江法院设定了6大类、30几个子项目，包括立案、开庭、宣判、裁判文书，到执行和其他审务。

记者：这种公开程度，谁来评价？

齐奇：我们请独立第三方机构，中国社科院来查我们的审判公开程度。我们有一个阳光司法指数，30多个指标都可以量化，全省的法院比一比。事先都不打招呼，也不做部署。他们随机打法院的电话，上法院的网，随机查询，甚至跑到法院查前台后台和案卷。明年中国社科院还要来，再来挑毛病，抓出来问题我们再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