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年“打传”的经验告诉我们，传销很难终结。

1998年，国务院10号文件全面禁止传销。十几年来，国家各有关部门大力打击，媒体对其危害性大力宣传，传销却屡打不绝：今日之传销队伍尤其不乏大学生等高学历青年人群；许多受害者拒绝甚至抵触千里迢迢来解救他们的亲人和执法人员，认为毁了他们的光明前程。如此荒谬的心理，令人困惑：传销何以有如此魔力？

漳州市救助管理站的数据显示，近3年来，该站每年要救助警方移送的近800名传销被骗人员返家，但其中，大部分人只选择领取资助金，而拒绝了“回家的车票”。

近年来，针对不断进化、升级的传销活动，国内一些“反传销协会”、“传销康复中心”等公益组织积极介入，许多曾经的传销受害者主动现身说法。一个基本答案就是，传销的魔力，在于它不仅是一种骗术，一个“非法集资、携款潜逃”的骗局；它更是一种精巧、严密的洗脑术，通过“提自信”、“提激情”、“家庭温暖”等一整套的心理操控术，为底层人群构筑了一个心灵乌托邦。

一个父亲的疑问

回家近1个月，王怀信没让王通上班，在家休养。

“这几天，亲朋好友来家里，都会跟他交流，他已经认识到，传销就是骗人。”昨天下午，王怀信从宁波致电海都记者，儿子总算回归正常生活了。但是，回家以来，一直有个疙瘩，让他难以解开。

王怀信说，他从儿子口中了解到，儿子的对象王萌萌，此前呆的窝点曾被派出所“扫荡”过，负责上课的王萌萌曾被警察抓获，后来被释放，“可她从派出所出来后，竟然又回去传销窝点了”。王怀信设想，如果当初警方在抓获传销人员时，有登记记录，并可查询，那么，他们的寻亲之路，可能会简单得多。

“还有，最近，好些个河南的父母给我打电话，问我是怎么来漳州找到的小孩？”王怀信说，这些父母的孩子，都曾跟王通在一个传销组织，“搞不懂，怎么会有这么多孩子跑去搞传销？”

被解救≠回家

来自漳州市救助管理站的数据印证了王怀信的说法。

“一个月平均资助六七十人，主要看公安机关的打击力度，打击严了，我们这儿资助的传销对象就多。”漳州市救助管理站站长郑清顺说，最多时，救助站一个月资助的传销被解救人员多达上百人，会有一些熟面孔。“两种办法资助，一种是我们帮他们买回家的车票，另一种是直接给现金，几十元不等。大部分被解救人员都会选择领取现金，自行离开。”

国内一名反传销人士“风清扬”介绍，大部分被警方解救的传销骨干人员，因为追踪管理的空缺，都会选择重返传销组织，“我曾陷入传销2年，被警察抓获、遣散不下30次。但没有惩罚，每次我又很快重回‘组织’的怀抱，那时候真觉得，公安是保护我们的”。

颠倒黑白的“洗脑术”

“风清扬”所谓“公安是保护我们的”的说法，是传销组织的“洗脑术”中的经典说辞。

十余年来，国家对传销大力打击，媒体猛烈揭批，这些事实显然与传销团伙所说的“国家支持”相矛盾。但这种矛盾却并未给他们造成多少障碍，反而成为他们进一步行骗的借口：比如，传销是中国民族经济崛起的希望，是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给穷人的一次翻身的机会，但WTO不允许中国搞，中国为了钻WTO的空子，就“暗中”支持，公开大张旗鼓的打击是“做做样子给外国人看”；而有关部门的打击、媒体的报道，其实是国家对这个行业的“宏观调控”。

而在“打传”行动中，抓到的大多都是下层人员，传销的受害者，达不到犯罪的程度，一般在说服教育几小时后就被放了。这恰巧成为他们坚信“国家支持，宏观调控”的铁证：“如果我们真犯了法，为什么不抓我们去坐牢？这不是宏观调控又是什么？”这样，他们很快又回到“传销第一线”。

对“尊严与归属感”的迷恋

除了为传销的合法性寻找“铁证”外，传销组织还通过“提自信”、“提激情”等一整套心理操控术感染成员。绝大多数传销者入伙后精神面貌会“焕然一新”，觉得今是而昨非，人生一下子找到了方向。

湖北青年王浩根据自己半年多的传销经历，写成《传销洗脑实录》一书，里面记录了某传销者的肺腑之言：“以前的我是个结巴……很多人看不起我……在社会底层，我过得很难受。可是在这里，我得到了大家的尊重，找回了自信。只有在这里，我才觉得自己活得像个人。他们主动把讲故事、讲课的机会给了我，让我得到了锻炼……”

传销团伙中严明的纪律、高强度的励志操练，使挫败感很重的底层人群一时斗志昂扬、精神焕发。团伙的组织管理也相当“人性化”。通常每一套房子住十几个成员，组成“家庭”，成员之间倡导热情待人，感恩敬业，杜绝酗酒、赌博、吸毒、偷窃等一切坏毛病。

有传销组织号称有18种好处，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人帮人”。在这种氛围中，社会上饱受欺凌的弱势群体极易找到“尊重感、归属感”。

“反洗脑”需要正能量

“洗脑，就是激发当事人亢奋激动的情绪，来抑制理性思维，削弱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正确判断。”闽南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学科负责人、社会科学研究处处长曾天德教授分析说，传销洗脑抓住当事人对金钱、自我成功的强烈渴望和对社会改革的一些不公平现象的愤懑，引起的当事人心理失衡。

“传销洗脑的后遗症十分可怕，它还会影响人的理性判断。”曾天德指出，有些被骗者即使回家后，还是很容易对真实社会、环境产生不适应感，产生自卑、自大、自闭等心理。

被解救者回归家庭后，如何帮助他们“反洗脑”？曾天德建议，家人、朋友不要因当事人钱财被骗而去讥笑、冷落他们，要给当事人一个温暖的环境，关心、正面引导当事人，不要盲目地去相信那些一夜暴富的谣言、谎言，帮助他们重新建立自己的人生目标。

另外，一个重要的方式是，家人、朋友要鼓励当事人，积极参与健康有益的社会实践活动，以丰富的社会经验，提升他们的自我价值感和自信心，“通过参加正能量的社会活动，恢复他们思维里的理性判断和社会道德价值观念”。

清除“传销”寄生的土壤

“只要有人在组织传销，就有人会不断加入进来。”采访中，福建警察学院教授张昌荣指出，如果传销的寄生“土壤”不清除，光靠现行运动式的“打传”，不可能起到好的作用。

张昌荣说，打击非法传销活动，加强社会面管控，是一项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的综合性工作，“政府要统筹协调，加强对外来打工、经商人员的综合管理”。

今年，漳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曾就非法传销犯罪活动进行调研。一名参与调研的民警认为，就目前传销犯罪的现实危害性，在法律立法层面，对现有的“组织领导传销罪”，要根据新形势，降低追诉标准，可分类制定不同层次组织领导者的定性标准及处罚办法，“要提高犯罪成本，让其不敢轻易犯罪。通过法律的严惩，让他们不敢再重新回去”。

另外，坊间有一个呼声是，公安部门可建立一个全国打击非法传销的数据信息平台，将抓获的传销组织者、骨干分子登记造册，建立传销人员“黑名单”，“在这个平台，很容易就可以查询，全国哪个地区，是传销输出的热点区域，要加强宣传、引导”。列入“黑名单”的传销人员，户籍地政府部门可通过调查回访，促进其合法就业，树立正常的世界观，使其彻底远离传销。

文中部分内容来自《传销，为何在中国屡禁不绝》（湘潭大学教师 孙乐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