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李厚琛（福清·城关）

“家族，是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钱穆

国破家亡，父亲遇难

1941年3月2日，农历二月初五，中午1点钟，日军轰炸机投下的炸弹，将福清东巷外婆家的五六间大屋夷为平地。当时，父母带着我们六兄妹暂居于此，父亲李文康、舅舅吴绍鑑、14岁表哥吴章松和4岁表弟均在轰炸中遇难。

轰炸发生时，父亲正在午睡，被炸弹击中头部，整个脑袋四分五裂，入殓时为求身体的完整，母亲亲手一针一线将他的头部缝在一起。父亲走时，才38岁。我舅舅正在厅堂里做卫生，准备第二天迎接客人，闻警报后暂躲于天井石板花架之下，也未能逃生。表哥肚子被炸开，肠子外流，死状极惨。

那年，躲日军轰炸已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但防空洞却不够多，每天清晨，大人们将所有棉被层层垒叠于床上，待警报一响，人就往床下躲。我正是躲在外婆床底下，才逃过此劫。我16岁的二哥，被埋在瓦砾下，挖出来后双耳失聪，不得不辍学。终其一生，只能靠卖苦力谋生。

轰炸过后，人们急于确认亲人的安危，一时惊慌呼喊声混杂撕心裂肺的哭声，成为我儿时记忆中的人间地狱。一个多月后，1941年4月20日，福清沦陷了。

那一年我11岁，读小学三年级，最大的哥哥18岁，最小的妹妹6岁。李家虽是大家族，传到我父亲这一辈，已经没落，家中生活全靠父亲在县文化馆当普通职员的薪水维持。现在，失去唯一的顶梁柱，39岁的母亲，成为带着6个未成年孩子的寡妇。大哥被迫从高中辍学，外出工作补贴家用。我原随舅舅在西园小学读书，舅舅在轰炸中丧生，我就跟随大哥去他工作的东张继续学业。

据后来报纸报道，那天日军一共出动了九架飞机，向福清县城投下几十枚炸弹，炸毁城关东巷、产塘街、西门、高巷头等地数十间民居，丧生平民达四十多人，受伤的不计其数。

福清沦陷，全民抗日

1941年福清沦陷时，城内群众扶老携幼，连夜疏散，逃离城关。大哥和我在东张，母亲带着其他兄妹逃往何处，我们并不知晓。一家人失散了。大哥带着我一路走一路打听，最后在北门外仕边村远房亲戚处找到母亲。从东张到仕边约25公里，光步行就需要至少5个小时。

国破家亡，好在民间未失急公好义之风，远房亲戚竟招待我们母子七人吃住整整一个月。母亲实在过意不去，就要求自己支灶解决伙食。就这样在乡下住了几个月。但父亲遇难百日到了，母亲不得不进城回家操办丧事。

我印象很深的是，母亲把自己弄得蓬头垢面，锅灰搽脸，方敢进城。这是当时年轻女性进城的通常装扮。福清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都有日军把守，男女老幼进出都得检查搜身，还得向他们行礼，没有行礼的人，日本兵就拿刺刀在其脑门上敲一敲，轻则罚站，重则做苦力，青年妇女当众受到污辱调戏的，更是不计其数。大人们每日都在议论，某某地方有几个妇女被强奸，谁的财物被抢走，我虽然小，却能切切实实感受到那种提心吊胆的恐怖气氛。

不过日本人也不好受，他们并不能尽情享受征服的快意。福清城里人逃到乡下，城外许多村庄都有抗日游击队，城里的日军实际上陷入了包围，很难生存与维持统治。因为随时有生命危险，日本人不敢单独出门，外出只能成群结队。各村的群众组织轮流巡逻，有的在阳台上守望，看见日军行踪，即刻鸣锣，一村传一村，百姓们闻讯就躲到山上。日军两次占领福清，第一次是1941年4月，呆了一百多天，第二次是1944年11月，只待了五天。

艰难时光 妇孺谋生

父亲走了，母亲原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富家小姐和家庭妇女，何尝领受过这样的家庭重担？那真是度日如年，有时全家人吃完早饭，不知中饭在哪里，常常要去向亲戚借粮借钱，典当财物。大哥辍学，当小学教员，二哥因耳疾不能继续读书，年仅17岁就出卖苦力，替人拖板车、搬运，补贴家用。但就算再难，母亲仍坚持让我们三兄弟继续学业。好在当时困难家庭可申请学费全免，祖传规矩，族里读书的小孩还可分得一点薄田（称“学田”）。这点田租，仅够全家吃用半年。剩下的半年生活，就靠母亲养猪和我们兄弟放假时打各种零工维持。

我跟人上山砍过柴，割过草。早上把饭捞好放在草袋子里，走10公里左右上山，一直干到午后一两点回家，这样可省下家中烧柴草的钱。我和三哥走街串巷卖过福清光饼、海蛎饼，挑过喂猪的泔水。过年前，我们兄弟每早三四点钟起床，扛上桌椅去大街上占位置，大哥写春联，我们卖春联，兴致勃勃卖上整整二十多天，一直到除夕。那可是一笔大收入，可以给每个人添置一件新装、一双鞋与一双袜子。

好容易熬到抗战胜利后，我的小妹、我母亲唯一的女儿却因病夭折了。如果不是因为家里太穷，耽误了治疗，小妹不会走得这样早。

找到出路，四世同堂

新中国成立后，日子渐渐好起来。说实话，我们这样毫无背景的穷人家庭，五个兄弟都能找到出路和工作，确实得感谢共产党的新政权，它颠覆了旧政权的排资论辈。

大哥参加省委举办的教员训练班，后来成为福清城关中心小学校长、支部书记，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福清县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政协委员，寿至88岁。二哥遭日寇轰炸后失去听力，终身卖苦力，但也儿女成群，得享天年，84岁寿终。三哥解放初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后成为一名中学教师。小弟福建农学院毕业，成为高级农艺师。

我在地下党负责人沈祖澄的引导下走进革命队伍，后来又进入福建省委创办的革命大学，毕业后成为国家机关公务员，参加减租减息、剿匪、土改、民主建政等工作，服务43年，直至1991年于福清市政协离休。

母亲吴淑华活到94岁，亲历了四代同堂。她在晚年时经常说，一辈子最快活的是做姑娘的时候，最艰难的是三十多岁守寡独自拉扯孩子之时，最伤心的是家贫导致小妹不治，最自豪的是再艰难也让孩子们读了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