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节过后，31岁的徐贵川发现一件很尴尬的事情：老妈不接他的电话了！

原因说起来也挺尴尬：他回村里找乡亲们租田的事，被老妈发现了。他今年准备大干一场，怎么也没想到第一个阻力竟然是老妈。之前，他关了在晋江经营得还不错的食杂店，回到德化农村种地，费心费力折腾一年多，却没有如意想中那样挣到钱。

在城里打拼了9年，他慢慢看到，如果将那些撂荒的没人耕种的土地集中起来种菜，是个不错的选择。毕竟，社会再怎么变化，菜总是要吃的。只是，他没有想到，种地除了面朝黄土背朝天，面临的资金和技术压力竟然那么大。

回到土地

1985年出生的徐贵川，2001年初中毕业后，就回家帮忙种蘑菇。“那时候，蘑菇好卖啊！在田里搭个棚，勤快点，总是能挣到钱的！”当时，村里人还是挺多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家里大人都只有40岁左右，有大量的地要种，约束着初中毕业的孩子。

田园生活很辛苦，但一家人其乐融融。好景不长，在他20岁那年，一向强壮的父亲查出癌症晚期，“最终没能扛过来，家里的主心骨，一下就没了！这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如今已为人父的徐贵川，对此深信不疑。

母亲绑不住他外出的梦想和手脚。2005年，他和哥哥一起到福州一家电机厂打工，每个月600元，干了一段时间，没订单，转去当保安；2006年，他和哥哥一起到泉州的一家鞋服厂，每个月1000多元，干了一段时间，受不了流水线的无聊枯燥；2008年，转战厦门同安，流动摆摊卖烧烤，最终不了了之。

2010年，娶老婆成家，终于转运了，他在晋江乌桥头附近开了一家食杂店，4年下来，不仅把家里的债还清，还剩下好几万元。“这几万块钱，现在都投到田里去了，手上就剩下一点流动的。”

他渐渐发现，跟食杂店比，乡下的田地太广阔了，他喜欢。到处都是没人耕种的土地，如果集中起来种菜，也是不错的选择。毕竟，社会再怎么变化，菜总是要吃的。

带着这个朴素的想法，徐贵川关了食杂店，返回德化农村找田种。

和徐贵川一样，1992年出生的惠安人杨耿也在城里打拼一段时间后，瞄准了土地。他学的是机械，2011年大学毕业后，在福州马尾的一家造船厂上班，“当时在工厂附近，有许多当地农民在种菜，没事的时候跟他们一起聊天，发现种菜挺不错的”。他发现，如今农村年轻人越来越少，菜农文化程度不高，主要凭经验，如果自己能自学到更好的种植技术，完全可以比他们种得更好。他通过书本自学，很快就上手了。

2012年夏天，杨耿经过几番思索，决定辞去工作，在福州跟农民租地，“当时，我和女朋友还没有结婚，两个人就租了10多亩的地种蔬菜”。

没那么简单

两个信心满满的年轻人，并没有想到种地会遇到那么多困难。

2014年底，徐贵川找遍了德化县城周边，却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地，要么太小，要么不租，要么都是深水田。

直到春节过后，有人跟他说下寮村有片地还可以，他几经周折，兴冲冲把合同签了，再去仔细量地，却傻眼了：合同签了9亩地，其中有2亩是深水田种不了菜，还有各种狭小的边角地大约1亩，实际只有6亩。

这是他租下的第一片地，尽管不如意，但总是有了盼头。听说西瓜市场不错，他第一季就种西瓜，本来可以种2500株，担心太密，只种了1600株，几乎折损一半，幸好丰收了，请人做点小广告，到田里摘西瓜，一斤1.5元，比批发价高5毛钱，还是供不应求，卖了一万多斤。可惜，甜头没有尝多久，等着最后几天，下雨了，西瓜烂了一地，他站在瓜棚里，差点哭出来。最后算总账，投入一万多元，收入一万多元，不算夫妻俩卖命干活，不亏不挣。

而说起在福州的创业艰辛，杨耿只是轻描淡写，“遇到天气不好的时候，蔬菜都死了，价格好但是没菜卖。而天气好的时候，大丰收但是菜卖不出去，价格波动大”。差不多坚持了一年多，最终父母让他回泉州，和许多年轻人一样，杨耿结婚生子，但扎根土地创业的想法，并没有打退堂鼓。

去年，他在惠安聚龙小镇生态采摘园承包了十来亩地种黑皮甘蔗，投资了10万多元，原本估算每亩能赚一万多元。不过，与许多成功励志故事的结局不同，他再次失败了。

去年底，眼看要丰收却遇上寒潮，甘蔗还没来得及收成，就几乎全被风雨吹倒了。如果不能及时卖掉，甘蔗会烂在地里，心急如焚的杨耿向海都报求助，希望以2元/根的价格，请大家去田里现砍，因此收回了一点本钱。

寒潮也同样毁掉了徐贵川的努力。“差一点我就发财了！差一点！”他愤愤地拔起一株荷兰豆，扔向远方。今年春节，德化的荷兰豆一斤涨到30元左右。他种的荷兰豆却因为没有大棚保护，全冻死了，等天气转暖，再也长不起来。这意味着，投入的种子、肥料加上人工，5000多元，全都打了水漂。

在荷兰豆之前，徐贵川还种了一季香葱，想种密一点，还有稻草盖住保暖，结果全死光了。“我是真的不懂种地啊！”

谁来种地

问题到底出在哪？初学种地的徐贵川不懂，难道请来的农民也不懂？“我懂的，他们不懂；他们懂的，我不懂；我们都懂的，却没办法。”这些看似绕口令的话，从徐贵川嘴里说出来，却满满都是经验和教训。

徐贵川想种西瓜，但是对大多数当地农民来说，西瓜除了电视里看到，偶尔吃上一片，完全没概念。所以，才出现了本来能种2500株，实际只种了1600株。

当地农民习惯用稻草盖住保暖，但是对徐贵川来说，稻草能不能遮盖、遮盖到什么程度，完全没概念。所以，才出现了一整片的香葱，全都被稻草给捂死了。

最奇葩的就是这些地，现在还长着荷兰豆苗，但是普遍没有深沟，所有的田垅都很低，这样种菜怎么能长得好呢？“我也知道啊！但是，能请来帮忙种地的，都是50多岁的人，体力跟不上！”徐贵川说，起垅是个力气活，他自己干半天就直不起腰，请来的老农，隔着10来米，都能听见呼吸像拉风箱，每天给120元工钱，还要管饭。

农村人口大量涌向城市，准确说，应该是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涌向城市。以德化来说，人口向县城及周边聚集，空巢村和老人村见不到青壮年，请不到身强体壮的人种地，也不奇怪。“我研究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没办法。”他说，在县城周边，那些还没有被征用的土地，还是有人种的，但是面积都不大，主要就是请不到人帮忙。

坚信未来

折腾了一年多，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挫折，徐贵川站在十字路口，差一点就放弃，但是老婆却认为值得坚持下去：吃菜的人那么多，种菜的不会饿死，而且已经交了这么多学费，不能白扔了。

按照他们夫妻俩的账本，一亩地一年挣3000元应该不难，随着面积增加和管理成本摊薄，至少一亩1000元还是可以的，如果能有100亩地，夫妻俩一年能挣10万元，必然辛苦，但也值得。对他们来说，第一个考验就是100亩地不是那么好租到的。“首先必须要离县城不远，超过10公里就不划算。农村种菜，只能卖给城里人。除非村委会出面，否则很难。”他说，离县城近的村，架势大还很势利：有个村主任听说他要租地，电话里很热情，但一见他骑摩托车来的，马上就爱理不理，很快就谈崩了。

“我看了各级政策的新闻报道，农村土地集中流转，应该说是大势所趋。但有一点，无利不起早，如果能明确一些收费标准，相信村委会的积极性会更高。”自从买了面包车，他遇到的冷脸就少了，加上随身备着中华烟，很少不欢而散。

徐贵川忙着找地，而在一个多月前，杨耿带着卖甘蔗收回的钱，从泉州到漳州台商投资区角美镇。他找到了一片农场，距离角美镇区不到3公里，距离厦门海沧不到10公里。作为厦漳同城化的“桥头堡”，角美已成为漳州的次中心城区。农场此前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合伙人黄先生也有心在农业上创业，大家一拍即合。他瞄上的是生态农业，这是国家主推的，团队也不错，简单说，就是跟着政府主导的方向走，跟着大众需求的导向走。

农场合作人黄先生拿出一张图纸，这里规划了数十亩土地未来的蓝田，涉及观光、种植、垂钓等数十个项目，他希望杨耿在种植项目上发挥特长，“一个90后能在田里看到未来，并扎根，这让我很感动”。

根据分工，杨耿近期必须得拿出种植的规划书，包括每一块地要种植什么、怎么种植，并做出相应的预算。杨耿的想法是立体种植模式，进行生态种植。他学习农业技术的时候，结识了一些以色列的朋友，以色列的许多技术值得学习。他说，目前许多农民盲目使用农药，导致果蔬农药残留严重。他说，生态种植应该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比如使用主要由植物提取的生物制剂对抗病虫害。

“我们城市的居民都渴望吃到无公害又价格低廉的果蔬，这一定需要科学种植”。他指着一片草莓园说，近期打算发展起立体栽培，到时候亩产量会提高很多，而且完全是无公害的，每批果蔬都会送到权威机构进行检测，并公开检测结果，在田间搭建起物联网，让消费者监督。

未来，他梦想着在这里摸索建立一套成熟的模式，然后向全国推广。他坚定地认为，农业大有可以作为的空间。

徐贵川也认为，农业在未来前景光明。去年，有农业企业进入德化，此前也已有当地陶瓷企业投资设施农业，规模越来越大。相比之下，不管是规模还是投资，徐贵川的个体农业，犹如蚂蚁和大象，“稍微大一点的农场，我都去看过，肯定能挣钱。”他说，大公司的目标都是盯着几百亩、几千亩土地，很多从农村来、想回农村去的年轻农民，却能盘活散落乡村的几亩、几十亩土地，种田技术要改变靠天吃饭，更希望能够获得政策上的支持。